王富仁：情感培养：语文教育的核心——兼谈“大语文”与“小语文”的区别

原创：王富仁 来源：励耘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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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中小学语文教学改革的讨论中，出现了很多分歧。我认为，其中很多分歧是由于“语文”这个概念不清造成的。这关涉到我们中小学语文教学及其改革的诸多根本问题。
中国古代的教育，实质上就是“语文教育”，但是，这个“语文”的概念，实际上是一个“大语文”概念，它包括了当时几乎所有用文字表述的东西。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学、语言学、文艺学、哲学、政治学、伦理学、道德学、宗教学、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地理学乃至经济学、生物学、天文学、物理学等等方面的知识在古代都是通过语文学习进行传授的，它的任务是为当时的社会培养一切非直接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才。它实际上是一个民族语言文字的总汇，它体现的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全部，而不是它的一部分。这个概念，到了中国近现代教育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逐渐从中国固有的“大语文”教育中分化出去，并且它们自身也分裂成了各个不同的学科。
我们现在这个“语文”的概念，实际上已经不是原来的那种“大语文”的概念，而是在排除了几乎所有知识性内容之后的一个“小语文”的概念。它是一个民族语言文字总汇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它的全部，它体现的也不再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全部，而是它的一种表现形态。在中国古代的教育中，学生从入学起学的实际就是语文课，直到考上进士，学的仍然只是语文课。但在我们的现代教育中，从小学起，“语文”就是与数学、音体美并列的三大课程之一，到了中学，它则成了与外语、数学、理化、政史、音体等诸多课程并列的一门课程。这种并列的性质我们从高等学校入学考试中的分数比例也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在中国古代，学好了语文就等于学好了一切，而在中国现代中小学教育中，学好了语文只是学好了一门功课。
但是在讨论中小学语文教学问题的时候，这两种不同的语文概念就发生了各种不同形式的混淆。因为既然是“语文”教学，参加讨论的大都是专门从事语文教学研究、文学研究、语言学研究的专家和学者，少部分是关心学生语文水平的家长或一般社会成员，他们是从现实社会的语文实践看待问题的，是在整个社会的语言实践中直接获得对中学语文教学的观感的，并且往往是以中国古代语文教育为参照系的。这样，他们就自觉不自觉地回到“大语文”概念上去了，用过去的“大语文”看待并要求我们现在的“小语文”。例如我们的专家和学者往往把现在中学生的语文水平同中国古代的著名学者进行比较，这样一比，当前的中小学语文教学就被比下去了，就产生了今不如昔之感，甚至对“五四”新文化革命的意义和价值也从根本上产生了怀疑。有的私立学校以改革为名，又叫学生从《三字经》《百家姓》念起，又叫学生背诵《论语》《孟子》，并用这些中国古代教育的教材完全取代了现代语文教材。我认为，这是死路一条，走不得的。
所以，我们必须分清“大语文”与“小语文”，把握“小语文”的本质。“小语文”的观念不是在“语文”与“非语文”的区别中被界定的，而是在与中小学其他课程的区别中被界定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也是一种语言形式，这种语言形式也是人类交际的工具，也是人类文化的载体，也有人文性的内容，它们同中小学语文课是并列的课程，因而作为语言也是与中小学语文课教授的语言相并列的。既然中小学语文教学中的“语言”只是与其他课程并列的一种“语言”，这种“语言”就应当是与其他各门课程相区别的“语言”，假若没有区别，中小学语文就可以被其他课程代替了，我们就不用专门设置一门语文课了。这种区别在哪里呢？
我们看到，除了“音体美”这些可以不借助文字语言进行表达的语言之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门课程的语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都主要是知识性、科学性、逻辑性的。它们都可以包括在“科学”这个大概念之中。这些学科的增设，反映着人类科学文化的发展，反映着人类生活的科学化，同时也反映着人类理性思维能力的提高。人类需要理性，需要理性的语言，但只有理性，只有理性思维的能力，只有理性的语言行不行呢？也是不行的！必须看到，理性是在主体与客体严格区别的意义上建立起来的，是主体对客体的有距离的观照或思考，人类需要有这种能力，但假若仅仅有这种能力，人与周围的世界就建立不起情感的联系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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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讲，这个问题有些复杂。在这里，我们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了。我们都读过鲁迅的《祝福》，祥林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祥林嫂与“我”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在理性的思考中，祥林嫂只是一个愚昧的农村妇女，“我”则是一个觉醒的知识分子，两个人物不论在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上，还是在思想上，都是有严格的区别的，是愚昧者和觉醒者的对立关系。用句我们常说的话来说，就是“他们不是一类的人”。但我们不能仅仅这样看待问题，因为人不但有理性，有与别人或他物相区别的能力，同时还应该有感情，有能与别人或他物联系在一起的能力。人的感情不是在严格的科学思考的基础上产生的，而是在直观的、直觉的、审美的实际生活的联系中不自觉地建立起来的。
《祝福》中的“我”，时时刻刻都存在着一种“逃避”的心理，因为“理性”告诉他，他是无法拯救祥林嫂的，祥林嫂本身就是愚昧的，她生活在鲁镇这个具体的环境中，这些人都不同情她，都把她当作一个“不洁”的女人，只有他这样一个“外来人”同情她，是没有任何用处的，他的痛苦不会对祥林嫂的命运产生任何实际有益的影响，因而这种痛苦也是没有必要的。但所有这些“理性”的考虑，都没有使他的心灵轻松下来，因为支配着他的不仅仅有理性，还有感情，这种感情是不受理性的绝对支配的。他还是忘不了祥林嫂的悲剧，还是无法摆脱自己内心的痛苦。正是这种同情心，这种不完全受理智支配的感情，使我们在《祝福》的阅读中，仍然感到有些温暖的东西，使我们仍然不会完全绝望于人生，绝望于社会。
我们现在常提素质教育，但素质教育不是铁板一块的东西，其中有理性的素质，也必须有情感的素质。任何人都是情感与理性的错综交合的统一体，其中又有各种不同的构成形式。在《故乡》中，鲁迅并没有把他的故乡描写得比美国、日本的农村好，也没有把闰土、豆腐西施杨二嫂描写得比法国人、英国人更有觉悟、更高尚，但鲁迅关心的还是自己的故乡，还是闰土、豆腐西施杨二嫂这些家乡的百姓。为什么？因为这里不仅仅有理性的作用，同时也有感情的作用。他是在自己的故乡成长起来的，闰土、豆腐西施杨二嫂这些人物的命运在他的感情世界里占有比一个法国人、英国人更重要的位置。这不是由他的理性思考所决定的，而是在自己的人生途程中一点一滴地不自觉地建立起来的。
我们现在老说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仅仅从理性上讲是讲不来的，因为任何一个民族也无法保证自己的民族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自己的民族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这个民族的成员还爱不爱自己的民族呢？还爱！为什么？因为一个民族的成员在长期的生活中与自己的民族、自己民族的成员、自己民族的语言、自己民族的事事物物都建立起了一种情感的联系，他已经无法把自己心灵中这些活生生的印象全部抹去，他的生命已经同它们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任何理性的思考，任何科学的判断也无法改变这个生命体的本身。必须使学生能够与自己民族的人、民族的生活、民族的语言在感情上联系在一起，像鲁迅那样，尽管在理性上说不出自己的故乡比别人的故乡有什么好处，但在感情上还是更关心自己的故乡。有了这样的感情联系，他能不爱国？他能去做损害自己民族、自己民族的人民、自己的祖国的事情？所以，理性的启迪是重要的，情感的培养也是重要的。
如上所述，中国现代教育与中国古代教育的差别就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科学”类的课程被大量地充实到了中国现代的教育之中，这样，情感培养的任务就主要落在了“语文”这门课程中，情感培养的内容理应在现在的“小语文”课程中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情感培养是一种人文素质的培养，但也是一种语言素质的培养。中小学语文教学中的人文素质的培养不是指的整体的人文素质的培养，而是在其他课程主要培养学生的知识性、科学性、逻辑性的思维能力的时候，主要加强着理性的启迪的时候，它应当主要肩负起情感培养的任务。在语言素质的培养中，也是这样。当其他课程主要培养着学生掌握和运用知识性、科学性、逻辑性的语言素质的时候，中小学语文教学则理应主要培养学生掌握和运用直观的、直感的、感情的、审美的语言素质的能力。
在这里，人文素质的培养同语言素质的培养实际上是一体两面的东西。没有直观的、直感的、感情的、审美的语言，便不会产生与周围事物的情感性的联系，没有这种情感性的联系，也不会掌握和运用这样的语言形式。在过去，由于我们总是在“大语文”观念的范围中思考问题，所以我们往往把大量的理性的语言当作情感的语言，从而代替了对学生心灵的美化和情感的陶冶。“热爱大自然”，表面上说的是感情，但作为一种语言形式却是理性的，它所表达的只是我们应该热爱大自然的理性的判断。
但只有这样一种理性的判断，学生是不会真正地从情感上建立起与大自然的联系的，学生对大自然的热爱是在与大自然的广泛的接触中逐步建立起来的。他家的小猫死了的时候他会感到悲伤，他门前的树木枯萎了的时候他会感到惋惜。但若只有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实际联系，学生所感受到的事物还是极其有限的，这样，直观的、直感的、感情的、审美的语言作品就起到了扩大学生这种感情联系的范围的作用。“热爱生活”“热爱祖国”“热爱人类”等等，其实都同“热爱大自然”一样，只是一些理性的语言形式。这些语言在概括地表达一种需要的时候是有意义的，但都还不是人的情感素质。这种内在的情感素质是在直观的、直感的、情感的、审美的语言形式中接受的，也是在这种语言形式中进行表现的。情感的培养与这种语言素质的培养是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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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现在中小学语文教学的主要任务确定为人的情感素质的培养和直观的、直感的、情感的、审美的语言的掌握和运用，是不是意味着将中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性降低了呢？从中国现代中小学语文教学已经不是中小学教育的全部内容而言，它的地位确实是降低了，但这种降低只是一门课程地位的降低，而不是这门课程本身的意义和重要性的降低。它是以中小学教育增加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诸多教育内容为前提的，但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现代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意义和重要性才空前提高了起来。
假若说中国古代教育的一个根本的弱点是严重缺乏科学文化的内容，严重缺乏真正的理性思维能力的培养，致使中国社会生产力和社会政治制度处于长期停顿的状态，那么，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个根本的弱点就是严重淡化了情感教育的内容，而一旦淡化了情感教育的内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理性思维能力的片面提高就会导致人的实利化、理念化、教条化倾向的发展，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整个人类的情感联系的松弛。这不仅是中国现代教育经常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也是现代世界教育经常面临的一个严重的问题。
人类运用语言的能力的提高若不伴随着人类与自己、与他人、与社会、与人类语言或本民族语言的直观的、直感的、情感的、审美的态度的加强，就有可能导致人类的谎言崇拜，从而把整个人类卷入谎言的海洋之中去。我们总说我们的学生掌握和运用民族语言的能力降低了。我认为，恰恰相反，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代能像现代社会一样，充斥了这么多的语言。我们现在的语言危机常常不是因为人们说的话太少，而是因为人们说的话太多，而在这些太多的话中却缺乏真正具有直观的、直感的、情感的、审美的底蕴的语言。在“文化大革命”前，我们每一个中学毕业生都能对孔子、胡适、尼采、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进行“义正辞严”的“理论”上的批判；在“文化大革命”后，我们每一个中学毕业生都能对鲁迅、毛泽东、马克思、列宁、农民阶级、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社会革命论提出一系列“理论”上的质疑。但所有这些语言到底包含着多少说话者自身直观的、直感的、情感的、审美的内涵，他们在另一种情况下会不会以同样的态度对待自己原来主张过的理论学说，则是很难预知的。我们现在的社会不是闰土、祥林嫂这类人越来越多了，而是豆腐西施杨二嫂、卫老婆子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了。豆腐西施杨二嫂、卫老婆子不是不会说话，而是“太”会说话。他们总能说出很多很合时宜的话来，做出很多很合时宜的文章来，但这些语言却不是他们心灵的语言。
中华民族的语言就在这样一些语言的泛滥中变得浮华不实，正像大量假冒伪劣产品的存在使人们对货真价实的产品也发生了怀疑一样，大量浮华不实的语言使人们对我们民族那些具有真情实感的语言也失去了应有的感觉。只要能够意识到现代社会经常面临的这种语言危机，我们就不会认为中小学语文教学仅仅集中在学生情感培养的目标上，仅仅突出直观的、直感的、情感的、审美的语言的掌握和运用，是削弱了它的重要性而不是加强了它的重要性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诸多的课程抬起了中小学教育的理性教育的一端，中小学语文教学必须集中力量抬起中小学教育的情感教育的这一端。只有这两端的同时加强，我们的中小学教育才会在整体的人文素质和语言素质的培养上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作者简介】

王富仁（1941-2017），新中国培养首批文学博士，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汕头大学文学院终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鲁迅研究、中国文化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化研究、中国左翼文学与文化研究等。著有《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先驱者的形象》《文化与文艺》《灵魂的挣扎》《历史的沉思》《王富仁自选集》《王富仁序跋集》等。
（原载于《语文建设》2002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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