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考工记》曰“匠人营国”；《孟子·告子上》曰“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匠”生于规矩，亦囿于规矩。然，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梁思成先生自谦为“拙匠”，开国大典前夕曾推辞北京市副市长兼建设局长的提名，甘心做“都市计划技术服务”和“教书育人”工作。本次展览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区域，集中了大篇幅信件原稿，正是他以一个“匠”的角色参与北京古城保护与规划建设等事件的遗迹。
01
醒目的手稿
展览中这些信件，以前在网上无法看到全貌，这次近距离看到原件（复制品），惊叹于这些信件的接收者，竟然是朱德、周恩来、聂荣臻、彭真等国家领导人！而且这么长的篇幅，一丝不苟的写在稿纸方格里，堪比高考试卷！密密麻麻的修改处更是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真切地体会到了用心之良苦！
正是通过这些文件，今天的人们知道了著名的“梁陈方案”，领略了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和预见性，以及历史的无奈。由于特殊原因，今天很多回顾文章对当年的细节总是一笔带过，甚至讳莫如深。如2015年1月9日，央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官方微博在纪念梁思成逝世时写道：“1950年，他曾提方案力保北京古城，然而古城墙还是被迅速拆除……眼看北京城渐渐消失，他抱憾：‘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我是对的’” 。
那么，当年是在什么情况下，梁先生是以什么方式据理力争的？方案未被采纳的经过是怎样的？
本次展览的这些手稿虽然只是冰山一角、虽然依旧难以揭开全貌，但追溯这些书信写下时的背景，体会书写者微妙的处境，恰能折射出在“营国”这样的大事件中，“匠人”的远见、胸襟和宿命。
展览中有关北京古城保护和城市规划的遗稿主要包括：
（1）1949年9月梁思成写给聂荣臻市长的信，内容是关于建立北京规划建设制度、网罗建筑设计人才入京的建议。
（2）1950年2月梁思成、陈占祥《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附规划图。此即“梁陈方案”，自费刊印100多份报送有关领导审阅。此方案反驳了苏联专家在旧城建行政中心区的观点，认为会引起行政中心分散错杂、增加人口密度、引发拆迁、破坏古都风貌、增加通勤距离和交通流量问题。提出在旧城与日本人“西郊新市区”之间设中央行政区，既可与旧城紧密联系，又可利用已有基础的方案。
1950年2月梁思成、陈占祥《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
1950年2月梁思成、陈占祥《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
（3）1950年4月梁思成《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辩论》手稿，是拟发表文章的原稿。针对功能过时、限制发展、阻碍交通、墙砖利用等观点，从民族象征、文化价值、隔离蔓延、环形公园、控制车流、废料处理等方面逐条驳斥，科学论证了保留城墙的合理性。
1950年4月梁思成《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辩论》手稿
（4）1950年4月10日 梁思成致周恩来总理信。请示加快确定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
1950年4月10日梁思成致周恩来总理信
（5）1950年4月，梁思成致信朱德，关于中南海新建宿舍问题。
（6）1951年4月梁思成、林徽因《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为拟发表文章的原稿。用诗意的语言、深刻的理论视角，阐述了蕴含在北京的历史变迁、轴线格局、整体规划中无与伦比的文化艺术价值。
1951年4月梁思成、林徽因《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手稿
（7）1951年8月29日，梁思成关于纪念碑设计方案写给北京市长彭真的信。病中的梁思成就纪念碑初步方案中的“大平台”“大门洞”等问题，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设计意见，并附有精细的插图。
1951年8月29日，梁思成关于纪念碑设计方案写给北京市长彭真的信
（8）1953年8月13日，梁思成关于拆除东西市四牌楼致领导的信。援引斯大林“在历史的基础上改建城市”的指示，分析了两个牌楼不妨碍交通；建议交通、公安部门与文化、规划部门统一目标，仿照苏联“文物据点规划”方法，把文物组织到新规划中。
1953年8月13日，梁思成关于拆除东西市四牌楼致领导的信
为什么没有1952年的信件？
推测一方面是因为该年北京市规划未全面开展，梁林主要精力放在了教学、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和任弼时墓等事项上了；另一方面是，当时“三反”运动已轰轰烈烈的开展，梁先生很可能正在反思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对祖国造成的损失。
02
为何采取信件形式？
总览这些手稿，除了两份为拟发表文章的草稿外，其余六份均是写给领导的信件。虽然之前对信的内容有所了解，但当面对手稿原稿时，不禁好奇：为何会采取写信这种方式？为何这些“公事”要采取“私信”的形式？难道不能按照开会讨论、工作汇报等方式沟通吗?
带着这样的好奇，仔细研究了信的开头、结尾部分，并对照梁思成年谱，推测写信的前因后果，最终得出三方面的解释：身份、机会和专长。
身份和机会，决定了梁先生在拆除古城的决策和执行过程中被“绕过”、被边缘化，不得已只能写信；专长则是学者本色、赤子之心。
首先，是身份问题。
建国初，梁先生虽负盛名，且参加过国家领导人的宴请，但身份是清华大学教授和营建系主任、兼任北平市人民政府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因此，对于北京的规划建设、文物古迹保护等，他不是决策人和执行者，只有审议权。
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在1949年9月给聂荣臻市长的信中，建议筹划北京市规划建设管理体系、网罗建筑设计人才，而在半年后，却又自费打印 “梁成方案”一百余份，分发给中央人民政府、北京市委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各位首长。
因为当时官方选定的北京城市规划编制团队是巴兰尼克夫等组成的苏联专家组，并没有任何人邀请梁先生参与规划编制，或者向梁陈两位布置过北京城市规划编制的任务！也就是说，著名的“梁成方案”，从一开始就是一次体制外的自发行为！
紧随其后的《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辩论》和《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两篇文章，也是梁先生以社会名人、专家学者的身份，号召公众支持保护古城，对城市存废的行政决策并没有直接影响。
而1950年4月10日 致周总理关于行政中心区位置的信，与其说是请示，更像是不同意见的申诉！紧接着梁先生开始检讨“资产阶级思想对祖国的损害”，是否与这种越级“上访”的行为有关，不得而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梁陈方案”报上去后如石沉大海。
其次，是机会问题。
1950年4月10日梁思成致周恩来总理信中有一段话：“我很希望政府能早点做一决定。我们建议书已有一百余份给中央人民政府，北京市委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各位首长。我恳求您给我一点时间，给我机会向您作一个报告，并聆指示。除建议书外，我还绘制了十几张图作较扼要的解释，届时当面陈。如将来需开会决定，我也愿得您允许我在开会时列席。”
这段话里，身为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梁先生，以卑微的口气恳求得到一个汇报规划方案的“机会”或一个“列席的资格”。但是后续表明，这个机会他始终未得到。
拆除东西市四牌楼的情况大同小异。1952年5月9日，中央批准了北京市委拆除朝阳门、阜成门城楼和瓮城、东西、西四、帝王庙牌楼的方案，随后建设局开始拆除。直到1953年8月13日，梁先生才获悉消息，于是火速给领导写信：“事情迫切，所以赶写这封信，请求你对拆除先加以制止，给我们机会，好好地规划一下。”此信为残件，接收者是哪位领导并未写明。——此处，梁先生又一次提到“机会”,但现实又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罗哲文拍摄的西四牌楼
来源：罗哲文.忆我与梁思成老师十事.中国政协文史馆
罗哲文拍摄的东长安街牌楼
来源：罗哲文.忆我与梁思成老师十事.中国政协文史馆
第三，是个人专长。
梁先生作为当时都市计划委员会中最具规划和建筑专业资格的人士，不仅能写出像《千篇一律与千变万化》那样深入浅出、优美隽永的美文，而且更善画，尤其擅长用简练通俗的画法表达专业构想（见图 ），所以在表达对北京规划的设想时，采取写信、投稿、插图的方式，是很自然的事。
1951年4月梁思成、林徽因《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
由此可见，梁先生以“私信”的形式谈“公事”实属无奈，因为在正常的“公家”流程里，他虽然地位较高、受人尊敬，但却根本没有介入干涉的机会。
03
信件的回应
从后续效果看，《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辩论》和《 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两篇稿件均得以在刊物上发表。但信件大都没有收到明确的回复。其中：
1949年9月写给聂荣臻市长的建议应该得到了采纳，但从现有文献看，当时并未建立“有新的兴建或拟划用土地时，都事先征询市划会的意见”的规划管理制度。
1951年4月《新建筑》梁思成、林徽因《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
1950年2月的“梁陈方案”报上去后，既未公开讨论，也未明确否决；1953年3月北京市委指示都市计划委员会组织草拟甲、乙两个北京市规划方案，都要将行政中心设在旧城；紧接着在6月份，又成立了一个“畅观楼规划小组”，由北京市委直接领导，负责北京规划方案的制定和上报，梁先生并不在列(朱涛.梁思成与他的时代.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1)。由此，北京市的第一版规划《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从方案制定到审议通过，整个过程中有没有人通知梁先生列席任何一次会议不得而知。相应的，1950年4月10日致周恩来总理的信中的建议自然也就没有了下文。
值得欣慰的是，1950年4月梁先生给朱德总司令的信中关于中南海新建宿舍的建议，和1951年8月29日给市长彭真的信中关于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方案的建议，都被完全采纳了。
至于1953年8月13日梁思成关于拆除东西市四牌楼致领导的信，则完全没有被考虑。信中请求“对拆除先加以制止，给我们机会，好好地规划一下”，但现实是既没有制止，也没有给他机会。
1953年8月20日，北京市建设局组织牌楼拆除问题座谈会，吴晗主持，薛子正、梁思成、华南圭、郑振铎、林徽因、罗哲文、叶恭绰等出席，据后来参会人的回忆，此会上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其后不久，郑振铎邀请文物界知名人士在欧美同学会聚餐会上，吴晗与林徽因又发生了正面冲突。
这一时期留下了很多流传甚广的对话，如：
吴晗对梁思成说：“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梁思成当场失声痛哭。事后毛主席说：“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会上吴晗说：“在处理中应尊重专家的意见，但专家不能以为自己的意见必须实现。”会后，周恩来与梁思成恳谈了近两个小时，梁思成说西山夕照中的帝王庙牌楼多有诗意，周恩来回答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梁思成对对彭真说：“在这些问题上，我是先进的，你是落后的”，“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
梁思成当着吴晗和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的面，对周恩来说：“我对这两位领导有意见，他们不重视城楼的保护”。“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
周恩来与梁思成
来源：罗哲文.忆我与梁思成老师十事.中国政协文史馆
吴晗说林徽因出身不好，林徽因指着吴晗的鼻子说：“我闽侯林家满门忠烈，你算个什么东西！”。
林徽因对彭真说：“你们拆掉的是800年的真古董……有一天，你们后悔了，想再盖，也只能盖个假古董了！”“如果拆了这三个门（中华门、长安左门、长安右门），我就去上吊。”
……
到1958年，牌楼就拆光了。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在梁思成的不懈坚持下，终使得北海团城得以保存至今。
北海团城
04
世纪回望：“拙匠”之远见、胸襟和宿命
如今已过去了半个世纪，但有些事情似乎仍然有那段历史的影子。今日的建筑师和规划师作为二位宗师的“徒子徒孙”，仍然时时会遭到来自甲方和领导的指责，诸如“格局太小”、“站位太低”、“不懂变通”、“没有眼前一亮”等等；职位较高、影响力较大的，则会领受到当年宗师同样的“巧吏”手段：运用管理手段绕过、排挤，包括另设项目组、向领导直接汇报、更换专家评审等等。也许这就是“匠”的宿命？
在这些指责者和“巧吏”们眼里，你的方案只有迎合了他心目中上级领导的趣味，才是“站位高、格局大”；只有会打“擦边球”、钻政策的空子、向老百姓隐瞒实情，才是“懂变通”；只有把PPT做的高端大气、金句频出、合辙押韵，才会“眼前一亮”。
殊不知，身为“匠”，天职就是以“规矩”行事。“规矩”中传承着前人的智慧、凝结着人类的共同准则，其“站位”和“格局”岂是区区“巧吏”的趣味可比？
直面问题、敬畏规矩、切实解决问题的方案看似很“拙”，比不上打“擦边球”、钻空子来的巧妙，但是，“匠”深知，他的作品不论是建筑还是规划，都要着眼百年尺度、要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和后人的评说，正如梁先生说建筑“是文化的记录者，是历史之反照镜”，岂能为了资本利益或办事人满意而玩弄文字和图面游戏？
梁先生自称“拙匠”，其“拙”在于逆时而动、费力而不讨好，事倍而功半。他归国研究古建筑、重建中国建筑史是这样的“拙”；自发提出“梁陈方案”、泣血保护古城也是这样的“拙”。
与之鲜明对比的是“巧吏”，其“巧”在于审时度势、八面玲珑，四两拨千斤，甚至看风使舵。
然而，半个世纪后回望，只见“拙匠”的身影愈发伟岸挺立，而当初的“巧吏”们，却已渐渐湮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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