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是不是为了避免文字狱，才借狐鬼花妖来写自己的思想、抒发自己的情感？

蒲松龄是不是为了避免文字狱，才借狐鬼花妖来写自己的思想、抒发自己的情感？

谢邀。
蒲松龄撰写《聊斋志异》一书的成因是多方面的，这个话题您已看过本人此前的回帖历史，所以就不再赘述了。如您仍然有疑惑，可留言再作答复和深聊。
蒲松龄是不是因为科举无望才作聊斋志异以抒其愤的?而针对您略有不同的提法，即是否出于“避免文字狱”而写这部聊斋呢？
我的答案：从历史背景条件来看，还有书中各篇痕迹来看，并非如此！

1、从历史背景和条件上看

实际从我们现在掌握的资料，以及涉猎其他同期作品去看，关于“清初文字狱”就有认真的学者去做过统计——即通过清代顺、康、雍、乾四朝文字狱的发生频率进行统计，考察了康熙一朝的阶级斗争形势、康熙帝的个人品性等，又从蒲松龄《聊斋志异》一书及其留下的诗文中找出大量的内部证据。结论完全可以说明：顺治、康熙二朝（即蒲松龄生活的主要时代）对文字狱的处理“较后世为宽”。
也就是说，清初的时代是“文字狱对社会生活影响最小，知识分子思想负担较轻，言论、著述比较自由的时期”。至少可以说，清初的部分文字狱和蒲松龄借用谈狐说鬼主题写小说之间，并不存在如许多读者想当然，甚至包括不少所谓的专家所说的那样——有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
所以这种情况的认识下，我们再来思考蒲松龄为什么选择以谈狐说鬼的角度，来写人写事，针砭时弊呢？（至于为什么选择“狐鬼花妖”而不是别的方面，我暂时就不做展开了。因为这是另外一个大问题）
我认为，实际就是他作为一个朴素的高级士人/文人，通过博览群书、文脉延伸使自己和前辈文人一样，思想中沉淀了知识分子天生的“家国忧患意识”。这种责任感、正义感同时寄托着个人的孤愤和不屈的士人风骨，然后在时尚风气、文化传习等，并结合蒲松龄自己对异闻奇事的个人喜好等综合原因所致。
时尚风气，就是指明清小说整体呈现出的欣欣向荣态势；文化传习这个不多说了，主要是出于他作为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和文艺情怀；而对于奇闻异事的喜好（并非基于科考失败的无聊所致），这在他的自序中那句“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一句已暴露无遗。所以，至于象“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那种后世知识分子龚自珍式的感慨，其实并不适用于描述身处清初时期的蒲松龄的创作心态与环境。
<hr/>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时间因素，也不支持这样的“想当然”。

• 蒲松龄一生的起讫日期是：1640年6月5日（明朝崇祯十三年）－1715年2月25日（清朝康熙五十四年），寿活76岁。
  
• 开始创作的时间，虽然争议较多的。但基本的指向范围大概在：1664年—1669年，即康熙三年至康熙八年之间，也就是蒲松龄25岁至30岁之间这个年龄段，已经着手创作本书。
  
• 最终成书时间，没有确切的具体节点。不过可以根据聊斋原书和其他资料来看，初步结集并开始在西铺村毕际有家设帐坐馆，后面其实还在不停地写作（这个从《马介甫》、《绛妃》等诸篇来看，证据很清晰）。所以，他是直至年逾花甲才渐渐辍笔（此为袁世硕教授的研究结论），之后不断做整理、抄写与誊清。
  

而康熙一朝带有“文字狱”政策倾向的官方喊话，可以从《清圣祖实录》卷258记载的一段话得到证实：

康熙五十三年（1714），康熙颁布谕令：“朕惟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而欲正人心、厚风俗，必崇尚经学而严绝非圣之书，此不易之理也。近见坊肆间多卖小说淫词，荒唐鄙俚，渎乱正理，不但诱惑愚民，即缙绅子弟未免游目而蛊心焉，败俗伤风所系非细，应即通行严禁等谕九卿议奏。通行直省各官，现在严查禁止。”

很明显，此道谕令中尤其提出臣下必须实力奉行，可见康熙非常重视对民间意识形态的控制。因此尽管蒲松龄的伯乐——清初大儒王士禛很欣赏他的文才奇笔，但是毕竟自己官高权显，最清楚谕令背后意味着什么，遂最终没有应允为这样一部书写鬼狐妖魅、荒诞诡幻的小说写序。
而从上面我们很容易回到，一年后的春节，也就是康熙五十四年的正月，蒲松龄“倚窗而卒”。虽然蒲留仙不幸驾鹤西归，但《聊斋志异》一书已全部完稿，只是有不同的誊写版本罢了。
2、从书中的各篇痕迹来看

这个在蒲松龄聊斋一书中有很多，需要读者自己去看就能感受到。限于篇幅，我这里就不做全部摘录了。主要包括《公孙九娘》、《乱离二则》、《野狗》、《张诚》、《张氏妇》、《促织》等小说，都有非常典型的反映。以下原文几处可见一斑——



《张氏妇》中的直接描写



《公孙九娘》的间接描写



《促织》结尾的“异史氏曰”的评论

所以，从这里可以反观“青柯亭刻本”的主要功臣——赵起杲所处的时期，此刻本所以会形成那样的版本面貌，我们就能理解了这个出于清中期乾隆时代的刻书群体之必然选择，和无比的小心翼翼，以及为什么花了很长时间反复讨论，然后不厌其烦地动手删改。
只有明白这一层的意思，后世学者、读者似乎就不能多去苛责赵起杲，因为在当时就是形势所逼。对此，聊斋研究著名专家袁世硕先生就曾说过：《聊斋志异》写鬼写妖，刺贪刺虐，触犯时忌者多有。清乾隆年间刻印“青柯亭本”时，乾隆皇帝秉承了爷爷、父亲这两代对汉族士大夫阶层“虽用更防”的理念，清代的文字狱更是频频发生、文网森严——我们从《红楼梦》这部小说的构思和笔法就能知道，当时写书是风险度极高的一个事情。
所以袁先生才说，主持刻书者赵起杲又是官场中人，不得不谨慎从事，只好弃去若干篇章，删掉一些语句，更改一些词语。这样做带来的最大问题，当然就是其不得已的删改严重破坏了《聊斋志异》的原貌，使得这部经典文学名著面目全非。所以更反向印证了后世聊斋半部手稿本的发现和幸存于世，是多么珍贵难得！当然还有一个直接结果——就使得“青柯亭刻本”原来的权威性荡然无存，从根本上动摇了后来据“青柯亭本”刻印的所有版本的可靠性。
3、为什么造成了这样一种“通俗的结论”？

我个人觉得，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个是版本流变导致的。赵起杲、鲍廷博等人的青柯亭刻本，在聊斋一书的流传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因为是正式的刻印本，成为后世很多翻版本的“祖本”。等到后来突然发现了更早期的张希杰的“铸雪斋抄本”，以及幸存的蒲松龄半部手稿本，还有康熙本等等，经过不少学者对比才发现蒲松龄真正的“原笔原意”——而这种主动性删改的背后动因，要么主观臆断他是故意做过删改，要么就认为是他屡困场屋，屡败于科举后就怀恨在心，一定要刺贪刺虐，还得借助鬼狐题材为主。
再一个是大众性传播导致的。这当中主要就是通过评话、白话、评书、报纸和戏曲的多种形式，进行了不少“以讹传讹地”的群众性传播。因为聊斋一书是文言文创作，本身具有一定门槛；另外在过去清代及近代“愚民”统治政策下，大众娱乐，以及获取部分知识、常识基本都是通过大众传播的各种艺术形式去感知的。尤其是说书唱戏之人，有其业内自身的传承规矩和表演规律、手法，自然不会去理会相对严肃地学术研究到底是什么，所以常听常见的“摆摊加工说”、“影射说”、“自传说”、“意淫说”、“孤愤说”等等的出现，也就自然而然了。
因此，在我们已经搞清楚历史背景，就应该还历史逻辑以本来面目，并在充分分析证据的合理性之后，要说真话，讲事实，不矫情。只有全面了解《聊斋志异》创作的时代背景，作者的写作思想和心态，对于理解这部书的内涵才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