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越家风的天作之合：梁思成 林徽因学术文献展观后感（三）

时至今日，我们越来越深切地感到，梁林两位宗师超越时空的价值观、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清醒坚定的理想品格和博雅专精的文化素质，放在今天仍然是妥妥的中西名校培养顶尖人才。
但是，他们却成长于100年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什么样的教育成就了他们呢？
展览中的照片和家书揭开了答案的一角。透过百年前鲜活的瞬间和拉家常式的书信手稿，我们可以一窥他们成长、成熟、成就的过程——原来他们的背后，是两股卓越家风的汇合，是两个最强老爸的强强联手！即使是“鸡娃”卷出天际的今天，也远远无人能企及！

梁启超写给孩子们的信
俗话说，父母是第一任老师。两位宗师强大的精神、融贯中西的文艺复兴式知识结构，源于进取而又开明的家风浸染。梁、林两家都是科举世家，但并非迏官显贵，而是积极参与维新变法和社会变革的开明官员。梁启超和林长民两位风云人物不仅私交甚笃、政见相同，而且家庭教育理念极为相似，可谓真正的门当户对！梁、林两位宗师得以结成良缘、携手共创伟业，既是两个家族家风传承交汇和时代大潮激荡下的共识，更是二位父辈先贤悉心营造与栽培的结果。
01

梁家：渊博而贴心的全能老爸

梁启超六岁随祖父习读四书五经，十二岁考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是科举史上少见的神童。他在政治、经济、哲学、史学、佛学、文学、书法、教育、新闻等方面均成就卓然，是戊戌变法领袖、近代思想启蒙的学术巨匠。身处新旧交替的时代，正如《少年中国说》所言，他认为中国的希望在于青少年，所以有着系统而深刻的教育改造理论。
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不惑、不忧、不惧”顶天立地的人。他极富预见性的提出：“现世的学校，完全偏在智识一方面；而老先生又统统偏在修养一边，又不免失之太空了，所以要斟酌于两者之间”，“我要想把中国儒家道术的修养来做底子，……自己把做人的基础，先打定了。”“在求智识的时候，可以为修养的工具；而在修养的时候，也不是参禅打坐的空修养，要如王阳明所谓在‘事上磨炼’”（《梁启超修身讲演录·北海谈话记》）。这些教育思想，在今天仍然振聋发聩。

梁启超与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合影

在子女教育方面，梁启超身体力行，成就了九个子女“一家三院士，满门皆才俊”的奇迹，至今被无数家长奉为楷模。而他教育的秘诀，全部藏在他百忙之中写给孩子们的百余万字的家书之中。这些书信，如春风化雨、如涓涓细流，涵盖了青少年成长的方方面面，在最需要的时候给了最亲切、最宽容和最富有远见的指引。

1910年代梁启超与思顺、思成、思永在日本
其中有潜移默化的三观引导： “一个人在物质上的享用，只要能维持生命便够了，至于快乐与否，全不是物质可以支配。能在困苦中求生活，才真是会打算盘哩。” “汝辈小小年纪，恰值此数年来无端度虚荣之岁月，真是此生一险运。”“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有选择专业的建议：“你们各人要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不必泥定爹爹的话……我很怕因为我的话扰乱了你治学针路，所以赶紧寄这封信”。
提醒兴趣广泛的重要性：“……思成所学太专门了，我愿意你趁毕业后一两年，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选一两样关于自己娱乐的学问，如音乐、文学、美术等，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
更传授治学方法秘诀：“……但做学问原不必求猛进，像装罐头样子，塞得太多太急，不见得便会受益。”“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去。”
挫折时宽容安慰：“这回小小飞灾（车祸），狠看出他们弟兄两个勇敢和肫挚的性质，我狠喜欢”，“人生之历途甚长，所争决不在一年半月，万不可因此着急失望，招精神上之萎葨。汝生平处境太顺，小挫折正磨练德性之好机会。”考试发挥不好时安慰：“成绩如此，我很满足了，真不简单，好乖乖，不必着急，只需用相当努力就好了。”
梁启超在日本逃亡期间著述不断，小学阶段的梁思成耳濡目染，十几岁就参与了《世界史纲》的翻译。在清华学校遭遇车祸休学期间，又在梁启超的亲自指导研读五经四书，打下扎实的国学根底和严谨的治学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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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家：崇尚教育的开明家风

林家亦是诗书传家、满门忠烈。林长民的父亲林孝恂是光绪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浙江海宁、石门、杭州等知县 ,很早就在家族兴办新学，聘请学贯中西的林纾、林白水等为教师，请加拿大和日籍教师教授英文和日文；还投股商务印书馆，资助过“戊戌六君子”。林长民的三个族弟均是黄花岗革命烈士，林觉民的《与妻书》直到今天仍是中学课文，林徽因的三弟林恒在抗日空战中壮烈牺牲。

1920年林长民和林徽因在英国
林长民先中秀才，后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归国后以为官清正、儒雅多才著称，宣扬法制和人权，创办福州二中和政法学堂，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参与起草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9年5月2日，林长民在《晨报》发表了震惊全国的《外交警报敬告国民》社论，文中说：“昨得梁任公先生巴黎来电……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国无亡日，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由此点燃中国现代史上的标志“五四运动”。
林长民同样具有领先时代的教育观，对女儿林徽因的培育倾注了极大心血。他在日记中写道：“做一个天才女儿的父亲，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的天伦的辈份，先做到友谊和了解”。1920年4月至1921年11月，林长民作为国际联盟观察员赴欧洲考察，特意带上了16岁的林徽因，在日记中写道：“我此次远行携汝同行，第一要汝多观察诸国事务增长见识；第二要汝近我身边能领悟我的胸次怀抱；第三要汝暂时离去家庭繁琐生活，俾得扩大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与能力。”正是在伦敦圣玛丽学院读书期间，林徽因受建筑师房东的影响热爱上了建筑学。
林长民去世后，梁启超接替慈父角色，频繁的以书信安慰，从学业到思想到生活关心备至。
03

一份邮件影响一生

梁启超经常跑到琉璃厂搜集字画书籍文具，分别刻上每个人的名字，作为礼物分给孩子们。有一次得到一部王懿荣藏的仿宋本《四书》，他极为珍视：“思成所得《四书》乃最贵之品，务必熟读成诵才不辜负它”。
1925年11月，梁思成与林徽因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期间收到父亲梁启超寄来的一份邮件，打开一看是国内新出版的《营造法式》，扉页上梁启超题写道：“李明仲诫卒于宋徽宗大观四年，即西历一千一百一十年。明仲博闻强记，精通小学，善书画，所著续山海经十卷、续同姓名录二卷，琵琶录三卷、马经三卷、六博经三卷、古篆说文十卷今皆佚，独此营造法式三十六卷岿然尚存。其书义例至精，图样之完美在古籍中更无与比，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已朱桂莘样印甫竣赠我此本，遂以寄思成徽音俾永宝之”。

1925年梁启超书于《营造法式》（陶本）扉页上的致梁思成、林徽因寄语
《营造法式》是宋哲宗于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诏令时任将作监的李诫，在《元佑法式》的基础上重新编撰的建筑规范。李诫字明仲，学识渊博，主持过开封府廨、太庙及钦慈太后佛寺的修建。他经过“考究经史群书，勒人匠逐一讲说”， 于宋徽宗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编撰完成《营造法式》并由朝廷刊行。全书共计36卷，规范了各类建筑物及构件名称术语，明确了建筑等级用材制度，规定了壕寨、石作、大小木作、雕作、旋作、锯作、竹作、瓦作、泥作、彩画、砖作、窑作等13个工种制度和劳动定额、用料定额、集合算法和质量标准，规定了平面、断面、构件详图及各种雕饰与彩画图案。其体系的科学完备，图样的精确直观，在中国乃至世界建筑史上也属罕见。
该书流传中渐成绝版，仅靠手抄本和《四库全书》流传，至清末讹误错漏已多。1918年，北洋政府内阁成员朱启钤在南京江南图书馆偶然发现了钱塘丁氏嘉惠堂所藏张芙川影宋抄本，遂委托藏书家陶湘领衔进行版本勘校、补绘，于1925年刊行，世称仿宋陶湘本。该书刊印后“海内学子始知我国古代亦有营造之学”，对于复兴中国建筑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新版问世后第一时间，梁启超即给梁思成和林徽因寄去了一套，扉页题记期待之情溢于言表。而梁思成收到后“在一阵惊喜之后，随着就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失望和苦恼——因为这部漂亮精美的巨著，竟如天书一样，无法看得懂”（梁思成《〈营造法式〉注释·序》）。但在系统学习西方建筑学的过程中，梁思成感到在西方人主导的世界建筑史中，中国建筑的地位语焉不详，被视为细枝末节，林梁二位宗师由此决定，以破解“天书”、重建中国建筑史的地位作为一生的学术主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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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今日教育的反思

时至今日，每年涌现的人才数量何止百倍于百年之前，对人才培养的重视更是卷出天际！但结果却是“躺平、佛系”成为年轻人中间的流行词汇，哈佛、清北、斯坦福毕业上纷纷报考街道办和乡镇办事员，这与梁林宗师抛弃名利、以专业理想为毕生追求的事业观大相径庭！
诚然，名校毕业生为了工作稳定、福利待遇好、退休有保障，主动放弃专业优势和科研追求，扎堆考公考编，从个人选择自主性和渴望就业角度可以理解。但理解并不等于这是正常现象，从家庭付出、社会教育投入、个人选择初心的角度，怎么看这都是很大的浪费！至少暴露了当初选择专业的制度缺陷，和缺少长远的职业规划。
试想，如果当年梁林两位宗师也追求工作稳定、福利待遇好，他们完全可以像贝聿铭那样留在美国迎接现代建筑黄金时代的来临，或者回国在政府任职。以他们的家族人脉、文化素质，完全可以在任何级别的机关轻易“上岸”，再不行还可以成立建筑事务所投身轰轰烈烈的战后重建。但是，他们却选择了一条逆时代潮流的冷僻道路，并且付出了一生的代价！这在今天那些放弃专业考公的名校毕业生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
但正是这种不可思议，成就了一代宗师，延续了万世绝学，为今天的教育留下了无尽的启示。
很明显，今日的教育出问题了。从制度设计、学校和家庭的期待、到学生自身的目的，无不把教育当成一个功利化的“产业”来对待！几千年儒家道术修养做人的一套丢失了，西方培养精英的一套也未学到精髓。时至今日，仍然难以达到百年前梁启超在《为学与做人》演讲中提出的目标—— “不惑、不忧、不惧”，顶天立地的做个人。
这个过程中，需要反思的不仅是社会和学校，还有家长和家风。为什么会有“钱学森之问”？为什么会有“民国出大师”现象？为什么那些“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人中间反倒出了很多被组织培养多年却敛财数亿、“从来没有树立理想信念”的两面人？问题的答案也许就藏在那些100年前的书信之中，更藏在几代人薪火相传的家风之中。难道我们的教育还不如贫弱动荡的民国时代？难道举国体制还不如乱世中挣扎的没落家族？谁能说，两位宗师抛弃美国黄金机会，不畏艰险考察古建筑、贫病流离之中写成巨著、力排众议坚持“梁陈方案”的壮举背后，没有当年“公车上书”、血染黄花岗、点燃“五四”之火的影子？
（待续）
文中图片来自相关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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