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出狱后写下一首诗，写罢，掷笔大笑：我真是不可救药啊！

苏轼出狱后写下一首诗，写罢，掷笔大笑：我真是不可救药啊！
苏轼可谓一生受挫，一辈子犯小人。
宋元丰二年（1080年），他44岁，第一次倒霉，八月入狱，十月脱险，被贬黄州。
到了绍圣元年（1094年），他59岁，第二次倒霉，被贬惠州。
紧接着，绍圣四年（1098年），他62岁，第三次倒霉，又被谪往海南。
在那里一住四年，遇赦，再回到中原，他已经66岁，但却于返程中病逝于常州。
在元脱脱所著的《宋史·苏轼传》里有这样一句话：“（苏轼）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但为小人忌恶挤排，不使立于朝廷之上。”

当时，朝堂就是权力，小人们利用包围皇帝的机会，给这位文学史上的巨人制造了一生的麻烦，“乌台诗案”就是苏轼第一次受挫的实录。
苏东坡为政清廉，为人比较耿直，凡事都有自己的见解，又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从不趋炎附势。
当时，正值王安石为首的革新派倡导变法，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反对变法，双方斗得不可开交。
苏东坡本来是赞成变法的，但是对王安石忙于变法而忽视查办贪官表示不满，同时他又对司马光“新法不可行”的论调提出尖锐批评。
这下好了，“新党”、“旧党”都对他抱有成见了。但苏东坡无怨无悔，依然我行我素，更遭到一些人的嫉恨。
有一次，苏轼写了一首《咏桧》的诗，其中有一句是这样说的：“根到九泉无曲处，岁寒只有蛰龙知”。
它的本意是，桧树的树根能扎到九泉之下也不弯曲，地下的蛰龙是桧树的友邻和知音。
但是御史台（别号乌台）的一些人得知后，竟借机大做文章，他们将它解释为，桧树的根宁折不弯，是表明苏轼在向皇帝对抗，是大逆不道。
当时的宋神宗听信了这些小人的指控，便命人逮捕了苏东坡，并抄了他的家，那些小人还欲置之于死地。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事出突然，苏轼还没有反应过来就锒铛入狱。
幸亏一些正直的大臣都来为他辩护，尤其是重病在身的曹太后也出面保护他，才使得他死里逃生。
不过，他却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一个月后又落官为民。
根据苏轼后来在诗中的记述，他在御史台的监狱，实际上就是一口百尺深井，面积不大，一伸手，就可触到它粗糙的墙壁，他只能蜷起身，坐在它的底部，视线只能向上，遥望那方高高在上的天窗。
这是一种非人的身体虐待，更是一种精神的折磨。
他终于知道了大宋政坛的深浅。
那深度，就是牢狱的深度。

苏轼踏着残雪走出监狱，是在元丰二年（公元1079 年）旧历除夕之前。
他的衣袍早已破旧不堪，在雪地的映衬下更显寒碜。他觉得自己就像一滴污渍，要被阳光晒化了。尽管那只是冬日里的残阳，但他仍然感到温暖和娇媚。
到那一天，他已在这里被折磨了整整一百三十天。
出狱当天，他又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写道：
平生文字为吾累，
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
城东不斗少年鸡。
这是一首极具讽刺意味的诗歌：
似乎他深恨自己被文字所误，决定从此谨言慎行，宁愿失去文学上的一切荣誉；
塞翁失马纵然非祸，但也不要仗着侥幸再与朝中小人作对了吧。

是的，苏轼终是摆脱不了聪明人特有的讽刺意识，才“自责”了几句，便发出“城东不斗少年鸡”的讥讽。
这一句诗，典出陈鸿《东城父老传》：唐玄宗宠爱一个叫作贾昌的斗鸡小儿，给了他极其尊贵的待遇，恩宠数十年。后来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逃亡蜀地，失掉靠山的贾昌只好隐姓埋名，寄居于一所寺院，家里的巨额财富尽数为乱兵所劫。
苏轼以贾昌代指朝廷里那些庸碌小人，鄙夷他们不过是斗鸡走狗的弄臣罢了。
诗成之后，苏轼掷笔大笑：“我真是不可救药啊！”

苏轼确实需要多一点创作上的自律了。他在乌台诗案中险些投水自尽，家人烧掉了他三分之二的手稿，这都是余痛未消的教训啊。
然而，夜莺终归要歌唱，才子终归不能噤声，旺盛的创作欲不妨疏导到词的领域——那是一个风花雪月的世界，没有人会拿一首词当作词人的“正经创作”，即便真的有人这么做，旁人也只会一笑置之，讥嘲他小题大做。
这就是苏轼在乌台诗案之后的生存策略。
但是，他毕竟是诗人，毕竟是士大夫当中的翘楚，他被压制的诗才注定会倾注到词的创作里去，于是有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江城子·密州出猎》等等千古流传的佳作。
你说，这是幸，还是不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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