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话巨匠｜林贤治：家在巴金那里是一个写作母题

巴金（1904—2005），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作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1921年于成都外语专门学校肄业。1927年至1929年赴法国留学。1934年在北京任《文学季刊》编委。抗日战争期间辗转于上海、广州、桂林、重庆，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1949年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后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等。晚年力倡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代表作有“爱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随想录》等，被誉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
徘徊于文学与革命之间
文/林贤治
回国两年多来，巴金完全把自己埋在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译述之中。他翻译了克鲁泡特金最重要的伦理学著作，还有传记、剧本和小说；写下了全面论述无政府主义的理论读物，还有中篇小说、时评和杂感。他创办了一份刊物，继续支持另一种刊物，还参与了出版工作。看起来他热情高涨，工作量之大，简直不容他有喘息的机会。
1929 年 6 月，他有信给美国的刘钟时，报告无政府主义刊物《平等》在上海受压的情形，考虑到中国将来“会有压迫极厉害的日子”，希望在国外设立印刷所，以“保留一点根基”。同年还给钟时写信说：“我们现在只要本着不屈不挠的精神继续不断地干下去，虽然附和者少，成绩很微，但总有效果的。我们不要因现状而灰心，尤其中国的运动更使世人失望。但我们的理想是民众的理想，是人类的理想，民众以至于全人类要得着最完全的幸福生活，必然要靠了这理想的。这理想是民众生活的命脉，民众要求解放，必靠此成功。所以它会不管我们的无力，而自行发展的。这时候中国现状，实无组织A党的可能，但我们仍要努力做去，时机一旦成熟，潜伏的势力会显露出来。我们的运动便会突进的发展，等着罢，我相信着。”
巴金一边相信着，一边又怀疑着、失望着。他虽然鼓舞友人，却无法完全说服自己。1929 年春天，他写下短文《我的心》，充分泄露了他内心的失败感和无力感。文章说：“我有了这颗心以来，我追求光明，追求人间的爱，追求我理想中的英雄。到而今我的爱被人出卖，我的幻想完全破灭，剩下来的依然是黑暗和孤独。受惯了人们的凌辱，看惯了人间的惨剧。现在，一切都受够了。”中国无政府主义的困境，使这个激进主义者深感开展革命活动的困难。他不肯向现实屈服，然而又生性内倾、脆弱，只好反过来啮噬自己。
只有面对至爱的亲人和朋友，巴金才袒露心上痛苦的创痕。他在写给大哥尧枚的信中说：“所足以维系我心的只有工作。终日工作，终年工作。我在工作里寻得痛苦，由痛苦而得到满足。”又说：“我在心里筑了一堵墙，把自己囚在忧郁的思想里……”1930 年巴金致信刘钟时说：“我事忙，身体又弱，这是没有法的事。不过我至少总还有几年可活，总可以做点事出来。”他总觉得自己活不长久，曾经多次透露过这种预感，因此他要为他的安那其理想尽可能地多做事，在绝望的时程里做悲壮的进军。
1929 年 7 月，李尧枚和同几个亲戚来到上海。
这是巴金出门六年之后与大哥的首次重逢。虽然他约了尧林前来相聚，因为路费问题，尧林想利用暑假替人补习功课，结果没有南下，错失了同大哥见面的机会。这次聚首，让巴金感觉到，兄弟之间的思想差异更明显了，但是，情谊并没有减少。
大哥回川前，特地购赠了一管“华脱门”金笔给巴金。巴金则为他买了格雷西·菲丁的唱片。回川时，大哥满面泪痕，却不忘从箱子里将唱片找出，一定要巴金留下，因为他知道巴金同样喜欢这首歌。为了不让大哥伤心，巴金只好含泪默默接受了。在黄浦滩头挥泪作别的情景，巴金事后多次忆述过。

巴金 | 图源 wikipedia
大哥在沪栖留的一个月里，让巴金成就了一件大事，就是小说《家》的创作。
离法回国时，巴金受了左拉“卢贡·马卡尔家族”系列小说的诱惑，曾经产生过创作《春梦》的构想。大哥到了以后，向他谈及家里几年来发生的许多事情，三姐的惨死，二叔的死，还有家庭间的种种怪事，重新撩起他写作小说的欲望。他有一次对大哥说，想以大哥做主人公写一部长篇。想不到的是，大哥不但表示赞同，而且来信时仍然鼓励他，期待小说的完成。信中说：“实在我家的历史很可以代表一切家族的历史。我自从得到《新青年》等书报读过以后我就想写一部这样的书，但是我写不出来。现在你想写，我简直喜欢得了不得。希望你有余暇把它写成罢。”信中连带提到英国作家狄更斯写的《块肉余生述》，巴金知道，那是大哥最喜爱的一位作家。
一天，《时报》的编者托巴金一位在世界语学会的朋友找到他，约他给报纸写一部连载小说，每天发表一千字左右。这使巴金感到意外的欣喜，心想这样一来，《春梦》就要成为现实了。
他一口答应下来，即使此前没有写这类小说的经验。他先写了一篇《总序》，又写了小说开头的两章一并送交报社审阅，只要同意发表，他就接着写下去。其实这时候，整个故事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框架，虽然主题已经明朗化了，然而人物关系及诸多情节之类，都还来不及确定。写完《总序》后，根据主题的需要，巴金决定将《春梦》改为《激流》。显然，他更多地把目光投向为时代的激流所冲荡的现实世界，而不愿让自己耽留在已然消逝的旧梦之中。
《激流》的《总序》在《时报》4 月 18 日第一版上发表出来。次日下午，巴金就接到报告大哥吸毒自杀的电报。真是太离奇的巧合了。
小说在一定意义上是为大哥而写的，如同《灭亡》一样，希望他能够读到；然而，他非但不能读到一个字，甚至连自己开始写《激流》的事情也不知道。对于大哥一步步地走近悬崖的情形，自己本来是看得清楚的，而且来得及拨开他的眼睛，让他看得见面前的深渊，可是他什么也没有做。现在总算有了一个机会，而他却突然一下子沉没了，再也无法援救。至此，巴金只能在无尽的遗恨中责备自己。接到噩耗这一夜，巴金不曾闭眼。经过一夜的思索，他最后把小说的全部结构都想好了。他有把握了。而且，因为大哥不在，从前想到写及家庭而起的种种顾虑和困难也已不复存在。意外的打击，使他更加坚定了写作的决心，也感到有责任写出自己家庭的历史。他知道，这是一部特殊的家族史，同时也是一般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历史。

电视剧《家》
故事发生在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家庭高公馆内。高家一共有五房，是一个专制的大王国，高老太爷自然是王国的最高统治者，是传统观念和专制保守势力的代表。各房的家长，书中的第二代，克明、克安、克定等都是统治集团的成员，他们过着丑恶腐朽的生活，一面为了争夺权力和财产而互相倾轧；一面共同压制和摧残新生力量，制造了大量的牺牲品。小说无情地暴露了家族制度的罪恶，诅咒统治者的残暴、虚伪和堕落，昭示了一个封建资产阶级大家庭走向崩溃的必然进程。
小说中的小字辈、仆人和婢女都是被压迫者、被侮辱者和被损害者。其中，写到的四位女性是有代表性的。觉新的妻子瑞珏，因避丧而不能不顺从迷信的俗例，迁居城外生产，结果在痛苦中死去。他爱上的梅表妹不能与他成婚，出嫁后不久成为新寡，回到成都后，虽然两人偶然得见却不能相处，终至于郁郁而死。鸣凤爱上觉慧，因为身份和环境的殊异而无缘结合，在高老太爷强令她嫁给孔教会会长冯乐山做姨太太时，她所做的唯一的反抗便是投湖自尽。在孤境中，连觉慧也不曾伸出援手，完全是无声无息的死亡。妇女的命运是悲惨的，尤其是底层妇女，小说寄寓了作者深厚的同情。在封建礼教和家族势力的淫威之下，他让她们暴露了精神奴役的创伤，与此同时，人性的光辉依然闪耀在她们的身上。
巴金把小说的背景设定在后“五四”时代。他自称是“‘五四’的儿子”，对于‘五四’一直给予高度的礼赞。以个人的经历，他强烈地感受到‘五四’思想启蒙的力量，它培育了一代青年，给旧世界包括家族制度以猛烈的冲击。当他的《家》为这个时代造像的时候，所要彰显的就是新思想、新道德的力量；作为一个青年安那其宣传家，就他一直以来所自觉承担的战斗任务来说，也都侧重于这一方面。从小说问世时起，不断有批评指它不曾触及家庭的“经济基础”，没有描写更阔大的社会生活如工人运动之类。小说写什么，有它自身的题材和主题的限制，未必每一部作品都一定要成为“百科全书”。《灭亡》写的就是工人运动，当然这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眼中的工人运动；《家》偶尔涉及的，也是这样的运动。应当看到，两部小说不唯题材不同，写作的动机和状态也不一样。《家》中的青年，更多生活在“五四”的风景框内。事实上，“五四”无论作为新文化运动，还是社会政治运动，它的发生，都与经济基础没有直接的关联。
小说以长房觉新、觉民、觉慧三兄弟的恋爱和婚姻为主线，贯穿了其他各房及亲戚等诸多人物的日常生活，展现了“五四”时期典型的父与子、新与旧两种势力、两种思想的斗争。当时，婚姻问题、妇女问题、家庭问题，都是重大的社会问题，三兄弟同时接受了“五四”的洗礼，但是，由于在家庭的排序不同、地位不同、性格不同，他们对待这些问题的态度表现出很大的差异。“五四”过后，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是一种普遍现象，《家》中三兄弟走上不同的生活道路，明显地带有时代的特征。

电视剧《家》
据巴金自述，觉新是小说中唯一真实的人物，完全由大哥转化而来。他是长子，最早接受大家庭的负担，知道“遗产”的沉重。他性情温和、中庸，既不敢爱，也不敢恨，唯大家长之命是从。书中写他让父亲用拈阄的方式决定他的婚姻大事，是最荒唐的例子。巴金用“作揖哲学”“不抵抗主义”来概括他，这样，他不但自己充当旧势力的俘虏，而且因他连带牺牲了他人的生命。如果说觉新皈依了旧势力，那么觉民则是一个过渡式人物，走在不新不旧的途中；他固然不会轻易和旧势力妥协，但也不曾大无畏地拥抱新生活。唯觉慧是一个叛逆者、一个新人。他幼稚、单纯、但是他年轻，他在成长着、发展着。可以说，他是“五四”一代新青年的代表，热情、勇敢、大胆，不满于专制和压迫，不满于不公的命运，不断地追求和反抗。从有所容忍、有所顾惜，到最后毅然出走，作者展示在他面前的是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这是“叛徒”的道路，但也是唯一的希望之路。
在宝光里的石库门楼房里，巴金日夜不停地写他的《激流》。九一八事变后，周索非一家搬到提篮桥，他搬到二楼，在简陋而空阔的房间里，继续写他的旧家庭的悲欢离合历史。《激流》在报上发表后，于 1933 年 5 月由开明书店出版，正式改名为《家》。
左拉的家族系列小说对于巴金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启发，或者说，他借此找到了一个小说的入口。左拉的自然主义写法，与巴金热情而忧郁的气质并不契合；比较而言，《红楼梦》对《家》的影响似乎更大一些。十几岁的时候，巴金就喜欢看它；留法时还带着它，坐在开往马赛的法国邮船上阅读。中国传统家庭的生活气氛、情爱的线索、大家庭由盛而衰的悲剧结局，两者颇相类似。在艺术方面，《家》的叙述胜于描写，没有《红楼梦》的精雕细琢，人物形象多少有点类型化，远不如大观园人物的个性鲜明。“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曹雪芹唱的是旧家庭的挽歌；而巴金对家族制度的崩溃却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悲剧的发生是必然趋势，是为经济关系和社会环境所决定了的。

电视剧《家》
他承认《家》有托尔斯泰《复活》的影响，同样存在罪恶与救赎的问题，但没有一点宗教的气味。他说他在读《复活》时曾在书前的空白页上写下“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悲剧”的话，随后又加以否定，说是“搏斗”而不是“悲剧”。他说，他并没有失去信仰，这信仰，就是征服生活。《家》有批判的锋芒，它始终对准垂死的旧制度。
巴金是曹禺戏剧《雷雨》的发现者。《雷雨》同《家》一样，写的也是大家庭的悲剧；大约正因为《雷雨》太注重于表现命运的力量而忽视制度的暴露，所以在曹禺的戏剧中，巴金更看重《日出》。在《家》第十版代序中，他说过：“我所憎恨的并不是个人，却是制度。”他始终强调自己不是“作家”，对于文学艺术是“外行”，在主观意识上，确实不如其他作家那样孜孜于文学性的追求。直到这时，他已经因《灭亡》而成为有影响的一位作家了，却仍然执着于作为一个安那其主义者的身份。几年后，当他回顾自己的创作时，还这样说：“固然人说生命是短促的，艺术是长久的。但我却始终相信着还有一个比艺术更长久的东西。那个东西迷住了我。为了它我甘愿舍去艺术，舍弃文学生活，而没有一点留恋。”

然而，他再也回不去了。他的文学才华没有辜负他，他到底过起了不曾想到过的文学生活，而一步步远离一度为之醉心的安那其。在《家》里面，不能说没有安那其的色彩，比如觉慧就有他当年反抗一切的影子，但是，仅同小说《灭亡》做比较，可以看到这色彩已经淡薄了许多。
谈到《家》的创作，巴金没有否认他有恋家的倾向。开始时，这种倾向多是潜在的、隐约的，且与青春的回忆联系在一起。显然，巴金患有“青春延缓症”。在法国小城，他有一次理发时发现一根白发，大为感慨，还写进文字里。他不愿抛开青春往事，他是一个恋旧的人，故家的一切在他心里埋得很深，只是早年社会革命的激情把它压下去了，时间愈往后，显影则愈加清楚。
几年过后，巴金在狄思威路一个弄堂的亭子间里开始写《春》，至 1938 年在霞飞路霞飞坊（今淮海中路淮海坊）完成，作为《家》的补充。接着，他又写了《秋》，算是《春》的补充，总名为《激流三部曲》。在后续的两个长篇里，增加了个别人物，如淑英、蕙，原先《家》的觉民和琴则多出一点新故事，人物性格也不无发展，但是觉慧不见了，觉新也不见得有什么变化。巴金说《秋》写了高家“木叶黄落”的时节，其实，大家庭的这种崩颓趋势在《家》里已经显现。续篇在描写方面较《家》更为细致，但是无论故事和人物，都没有表现出更多的独立性，有同构之感。《家》自诞生之日起，就已经发育健全，是一部构思完整、元气充沛的作品。在暴露中国式家族制度的罪恶方面，《家》是自足的，也是深刻的。
那么，巴金为何花那么大的气力写作《春》和《秋》呢？说到底还是故家在精神上的牵系。正如他后来说的：“《家》并没有把我所要写的东西全包括在内，我后来才有写《春》的可能。《春》固然写完了蕙和淑英的故事，但是还漏掉了高家的许多事情，我还并没有写到‘树倒猢狲散’的场面。觉新的故事也需要告一小段落。因此我在结束《春》的时候，就想到再写一部《秋》。我并非卖弄技巧，我不过想用辛勤的劳动来弥补自己作品的漏洞。”事实上，两个续篇虚构的东西并不多，除去听来的四川姑娘的真实故事，还是大量使用了故家生活的记忆，以及利用家信进行改写。续写《家》的故事，对巴金个人来说竟会是那么急切，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因为那时全国已经进入抗战时期，到处兵荒马乱，谁会有余暇耽于故家的男女之事？巴金也在逃避战火，却仍然能够在四围的扰攘中进入他的文学世界，追求家庭记忆的完整性。在广州的骑楼底下躲避轰炸，如他所说，正在“等死”的时候，他想到几件未了的事，完成《秋》的写作便是其中之一。几年之后巴金又写了续篇《冬》，也即《憩园》。家在巴金那里是一个写作母题，主题的延续性正源于记忆的延绵，源于伤痛的深巨。直到这时，家的存在，对于巴金来说，不过是记忆的追摹而已；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将以新的实体出现在他面前。那时，所要改变的就不只是一个写作的巴金，而且是一个实实在在地生活着的巴金了。
文章来源|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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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新中国的百年巨匠——巴金》

2014年12月14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中国民生银行社会责任管理委员会代表单宇红，《百年巨匠》出品人、总策划杨京岛，《百年巨匠·文学篇》总导演肖同庆共同为《百年巨匠·文学篇》开机揭幕，开机仪式由中国现代文学馆吴义勤馆长主持

2014年12月14日，《百年巨匠·文学篇》开机仪式出席嘉宾合影

莫言为《百年巨匠·文学篇》代言

王蒙为《百年巨匠·文学篇》代言
监制 | 厚轩
美术编辑|神奇海螺

《百年巨匠》音乐篇经典作品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举行
《百年巨匠》百位大师风采特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
《百年巨匠》京剧篇“龙凤呈祥”及名家名段演唱会在梅兰芳大剧院成功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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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文化项目《百年巨匠》是中国第一部聚焦20世纪为中华文明作出突出贡献的大师巨匠的大型系列人物传记纪录片，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百年巨匠（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摄制。
《百年巨匠》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宣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连续两年入选中宣部（国务院新闻办）“纪录中国”传播工程，是国家广电总局“十四五”纪录片重点选题规划项目、庆祝建党100周年重点纪录片、“记录新时代”纪录片精品项目和纪录片重点项目（2018），还是中央电视台重大主题主线宣传暨重点选题项目，也是国家艺术基金、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中华艺文基金会、北京市政府文化创新发展基金、北京文化艺术基金、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北京市西城区文化艺术创作扶持专项基金的资助项目。已获得22项纪录片大奖。
2013至2017年，《百年巨匠》第一季43位大师的拍摄已全部完成，分为美术篇、书法篇、京剧篇、话剧篇、音乐篇、文学篇。《百年巨匠》第二季57位大师的拍摄已于2018年启动，增加了科技篇、教育篇、体育篇、国学篇、建筑篇、中医篇、戏曲篇，计划陆续完成，届时将以“百年·百人·百集”纪录片、“百位大师特展”、“百部图书出版”献礼。
拍摄完成的《百年巨匠》纪录片，陆续在中央电视台（一套、三套、四套、九套、十套、十五套、发现频道、国际频道）、中国教育电视台、各省级卫视、海外电视台等国内外229家平台播出，受到广泛好评，屡创同类纪录片收视率新高。《百年巨匠（国际版）》启用8种语言向全球播出。
央视市场研究股份有限公司（CTR）2020年7月根据CSM全国测量仪统计结果，《百年巨匠》累计触达受众共102亿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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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巨匠》已成为文化领域最高端的现象级品牌之一，并以其独特优势搭建起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诠释和展示文化自信、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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