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军事外，二战中有哪些鲜为人知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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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1、德国和美国刚宣战时，在对方国家的投资，战时和战后是如何处理的？在对方国家旅行的公民会有何遭遇？
2、那时候有护照签证吗，如果一个中国人1940年持证件前往德国，那他进入被占领的法国荷兰需要什么证件？
3、在1939年到1941年宣战之前，中国和德国的贸易往来情况是如何进行的？
4、有没有反犹的纳粹，被查出本人就是犹太人而倒霉的？
5、1939年战争爆发时，犹太人被禁止参军吗？如有例外，他们的个人遭遇？
6、苏德战争爆发时，两国在对方国家的使馆人员和公民会有何遭遇？
不仅限于以上较冷门的问题。 关于苏军的伙食。
得益于两个五年计划的完成，苏联在战争爆发前夕的工农业生产取得了相当程度的进步。尽管农业改革在实施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小的挫折，但从最后的结果来看，粮食的产量还是有了显著增长。1937年，苏联粮食产量达到了9740万吨，为战前最高水平，远超沙俄时期最高的7650万吨（1913年）。
接下来的几年，苏联积极扩军备战准备迎接风暴的来临，这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农业劳动力的减少。不过在战争爆发前的1940年，苏联的粮食产量仍旧高达9560万吨，同年苏联还生产了1076万吨牛奶及乳制品、210万吨肉类、7610万吨西伯利亚名产——土豆。这些产品将战前苏军的伙食供应维持在了一个相当不错的水平。
1940年苏军山地部队的每日口粮标准如下：面包1000克，肉350克、动物油脂60克、豆类及谷物200克、新鲜蔬菜350克或干菜70克，其余还有盐、糖、番茄酱、果汁、茶叶、干果等等，必要时还有200-400克的罐头肉或50-100克乳制品。
看起来很是不错。
不过这一切都被“巴巴罗萨”所摧毁了。在恐怖的战争初期，苏军在一次又一次绝望的战斗中屡战屡败，丢失了数百万的部队及大量领土,其中影响最恶劣的莫过于乌克兰的沦陷。
坐拥世界三大黑土地带的乌克兰一直以来就是农业发达的“欧洲粮仓”，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乌克兰产量区的丢失，极大地动摇了苏联粮食安全和苏军补给系统。
战争来到1942年，苏联已经失去了41.9%的耕地，集体及国营农场数量少了40%，损失掉了700万匹马，1700万头牛，2000万头猪，2700万只羊和以万计的农用机械。战前储备的600万吨粮食要么落入敌手要么损失在了焦土抗战。
农业劳动力方面，先后共有1950万适龄男性要么走上前线要么进入军工厂，农村劳动力极度缺乏，大多数田里只有老幼妇孺和伤兵在劳作。拖拉机和汽车被大量征用，进一步降低了农业生产效率。
1941年，苏联粮食产量骤降至5590万吨。1942年跌至2970万吨。回复到战前水平的时候，已经是50年代了。
在如此窘迫的条件下，整个苏联的1.3亿人陷入了粮食危机，而他们还要供养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来抗击法西斯。
面对这种情况，苏联选择了最大限度地优先保障军队和军工企业。1941年9月20日，国防人民委员部的第312号命令重新制定了14种新的给养定量标准，严格区分了前线部队与后方单位之间的配给量。
空军飞行部队每日4700大卡，一线战斗部队每日3450大卡，后勤部队、训练机构、警卫部队及后方勤务机关为2600-2900大卡。医院和军事院校为3200-3300大卡。
具体定量上，战斗部队每人每日800-900克面包、190克谷物、150克肉类、100克鱼肉、50克油脂、820克蔬菜（含土豆500克）、35克糖、30克盐；后方单位每人每日700-800克面包、150克谷物、120克肉类、80克鱼肉、40克油脂、820克蔬菜（含土豆500克）、25克糖、30克盐；后备单位和警卫人员配给更少。
拥有最高标准的飞行员定量：400克面包、235克谷物、350克肉类、90克鱼肉、40克鸡肉、200克鲜牛奶、160克乳制品（奶油黄油奶酪）、半个鸡蛋、885克蔬菜（含土豆500克）、80克糖、30克盐。面包虽然看上去少了，但肉类和其他的东西多了。
然而战争永远不会让人按部就班，拜德军所赐，广大苏军不得不有什么吃什么，他们根本达不到那些官方标准，很多苏军只能得到500-700克面包，其他的几乎没有。民众们在配给制下的生活更加惨淡，由于绝大部分食品供应前线，民众只能依靠每天的300克面包活着。被围了800多天的列宁格勒，面包配给低到了令人发指的125克，饿死的苏联军民多达64万人。
有很多卫国战争老兵留下了关于伙食的回忆。
近卫坦克85旅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巴拉巴诺夫表示每天吃的除了大麦就是豌豆泥，再不就是面包干，新鲜面包根本没有。他们把豌豆泥比喻成儿童拉的稀屎。
近卫单位尚且如此，普通单位就更完蛋了。步兵270师977团的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斯特尔尼科夫清楚地记得他们吃的是面粉和水做的粥，有时候稀，有时候稠。
全员斯拉夫超人的侦察部队吃得就比较好。近卫步兵22师的侦察兵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别利亚耶夫就对伙食相当满意。他们能吃到熏肥肉，军官还能拿到食用油。还有白菜汤、各类肉罐头，以及各种粮食和肉汤一起煮的粥。
海军的伙食也非常好，黑海舰队水兵维克托·费奥多维奇·罗扎诺夫早上可以吃到带黄油的白面包、一个菜卷和茶。中午能吃上罗宋汤、肉排和蜜饯，加上100克伏特加，晚上也有茶。同陆军相比，算得上相当奢侈了。
苏军的伙食离不开老三样：面包、菜汤和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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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应该就是典型的面包就菜汤或者粥了，边上那个貌似是煮茶
面包分为“白列巴”和“黑列巴”。前者是小麦粉制作的又软又甜的“资产阶级”面包，后者是黑麦粉制作的又硬又微酸但保质期长的“真正无产阶级”面包。自古以来就是传统主食的黑面包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战争中的主角，由于粮食缺乏，黑面包在制作过程种还加入了木屑、稻壳而变得更加难以下咽，但有得吃就不错了，谁还在乎这些呢？
至于传说中一份黑面包要用两块手表换，是因为那份面包是10个人的量。
和拉嗓子的面包们搭配的必然是菜汤。要是没有汤，黑面包那玩意儿是不可能咽下去的。俄式菜汤最典型的就是白菜汤和罗宋汤，战争期间，白菜汤陪伴了英勇的苏联人民熬过战争。这款有着上千年历史的俄国菜通常做法是起锅烧水煮肉，炖成肉汤后放进去已经煮熟的白菜及蘑菇、洋葱、胡萝卜之类的东西，最后加入酸奶油，调味主要依靠胡椒和盐。夏天就用新鲜菜，冬天就用腌菜，主打一个灵活多变烹饪简单，据说每户俄国人家都有自己拿手的白菜汤。
粥的内容一般是大麦、燕麦、荞麦、稻米等谷物加盐煮的，也会加入肉和蔬菜，最后炖出来一堆奇怪的东西。加肉版本的粥是苏军官兵可遇不可求的美食。
在艰难的时候，苏军只有早晚两餐，早上是一片抹油脂的黑面包或一碗粥，晚上是面包和菜汤。炊事兵们有时候也会积极就地取材搞出一些新奇的东西，比如胡萝卜茶和土豆面包。
苏军对茶的喜爱不亚于英军。只要条件允许，他们总会找地方找时间喝上一杯茶。
配发茶这东西的初衷是用来对抗酒。
毛子哥喜欢吨酒是刻在DNA里挥之不去的原始属性。苏军高层并不是不知道喝酒的危害，他们一直在采取措施尽量限制酒在部队中的流通。苏芬战争开始后，由于那地方实在太冷，苏军不得不把伏特加重新加入了配给清单。在卫国战争初期，一线部队每人每天的伏特加配给为100克。1942年5月开始，伏特加只作为节庆特供和奖励物资来发放，并根据岗位不同，有每日50-200克不等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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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达瓦里希在领取他的伏特加配给
然而这些措施并没有什么卵用。直到战争结束，滥发乱吨伏特加这个事也未能得到禁止。配给那点玩意儿对于大多数毛子哥来说连润嗓子都不够，于是他们想出了很多办法来过瘾，比如流传甚广的喝坦克防冻液导致失明。
针对如何健康地喝燃料这个事，苏军很快研究出了自己的办法。一位叫做阿纳托利·雅科夫列维奇·帕舒科维奇的达瓦里希当时是这么办的：把燃料倒进桶里点着，啥时候火由红色变成蓝色，就意味着汽油烧完了，剩下的是酒精了，就可以愉快地吨起来了。
尽管苏军的伙食同盟军比起来相当一般，但这并不是炊事兵们的错，炊事兵还是很辛苦的。他们每天从早到晚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做饭，饭做好之后还要在送饭途中同前线战友一起面对法西斯的炮火。
你可以说炊事员手艺不行，但你绝不能把人家的辛苦不当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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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吃你别祸害啊
因此，当那位叫做塞雷达·伊万·巴普洛维奇的炊事员大哥看见德军一脚踹翻了他熬的汤之后怒不可遏地用斧子把对面劈翻，甚至还俘虏了一辆坦克的时候，我们应当对这位暴躁老哥的愤怒予以理解。
炊事兵们的阵地一般是可以用车拖走的野战厨房，使用最多的是KP-41/42型，这套炊具可以一次性保障190人的热食，还配有两个保温桶向前线运送饭菜，那位没素质的德军踹翻的极有可能是那个保温桶。
卫国战争爆发的第一年，苏军损失了7740辆炊事车和3700具保温桶，苏军不得不规定每炊事车的保障标准由190人提升到250人。
炊事兵们有自己的立功方式。在天王星反攻中，有的炊事员推着炊事车就冲了出去，给后边观战的将军吓一跳，连忙问师长为何会有如此离谱行为。师长表示无所吊谓，让将军接着保持围观。很快，山穷水尽的德军们抄起用来吃饭的各种家伙一窝蜂地跑了过来，在苏军炊事员的吆喝声中排好了队。
租界法案的物资极大地缓解了苏联的窘迫。1941年10月到1945年5月，英美总共向苏联交付了价值109亿美元、总计1750万吨的援助物资。其中447万吨为各种食品，包括78万吨肉类和罐头、73万吨油脂、67万吨糖、36万吨奶粉、鸡蛋粉和乳制品。
苏军最喜欢的援助物资莫过于斯帕姆午餐肉和鸡蛋粉。在美军眼中和法西斯几乎一个地位的斯帕姆在苏军这边得到了热烈欢迎。红军士兵们会兴高采烈地打开罐头直接旋，或者煮进锅里，抹在面包片上，还会将其烤着吃。
斯帕姆在美军那边人厌狗嫌的故事在这里
二战时期的午餐肉代表着什么？ - 10637的回答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answer/3154782110
鸡蛋粉在美军那里的地位可有可无，在苏军这边得到了和午餐肉同等的尊崇。同新鲜鸡蛋比起来，鸡蛋粉又轻又小保质期还长，非常适合军队食用，苏军将其视为营养品一般的存在。士兵们除了开盖之后直接暴风吸入之外，他们也会加水搅拌将其变成蛋液，然后做炒鸡蛋或煎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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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这玩意
苏军不喜欢的援助物资应该是玉米粉。用它来做面包的炊事兵们几乎纷纷失去了同前线战友在战火中凝结的宝贵友谊，人际关系迅速恶化，群众基础光速崩塌。还有的炊事兵用玉米粉做馅饼，煮粥，反响相当一般。
其实这个事也好理解，毕竟咱们这边也不是所有人都爱吃玉米面窝窝头。
来自盟友的援助虽然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但在战争期间，真正帮助人数众多的苏军度过难关的，是更加吃不饱饭的苏联人民克服一切困难生产的1.6亿吨谷物和1.5亿吨土豆，这些才是苏军将战火从自家首都反推到敌人首都的物质基础。
1943年之后，随着胜利的天平逐渐向苏联倾斜，苏军的伙食开始得到改善，饿肚子的情况比以前大为减少，偶尔还能得到西方食品的调剂。在战争后期，随着补给线的拉长，前线部队的伙食一度再次窘迫起来。但在这个时候，苏军已经可以依靠缴获和德国人遗弃的物资过活，不至于太影响部队的状态。
1945年5月，随着红旗飘扬在国会大厦，苏联终于取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也代表着全体苏联军民赢得了对抗饥饿的战争。同前线的浴血拼杀相比，后方的节衣缩食同样惨烈而悲壮。人们应该铭记那些与法西斯匪徒搏斗的战士，也不应该忘记那些忍饥挨饿却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省下每一颗粮食支援前线的苏联人民。 比如，侵华日军中曾有一支“笔部队”。
近日，一份由日本外务省登出的名单引爆网络。人们惊讶地发现，许多曾撰文著书为日本辩解、宣传日本的人，实际上是拿了日本人的钱。
其实，这种向中国实施文化渗透的方式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神秘的“笔部队”
1937年，跟随侵华日军进入中国的，还有一批特殊的人。他们大多不扛枪，而是拿着笔杆子为日本军国主义摇旗呐喊，他们被日本人称作“笔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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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最早把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作为战略目的的人是福泽谕吉，此人是著名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他把世界分为“文明”“半开化”“野蛮”三个层次，又把日本作为“文明”国家的代表大肆鼓吹，而中国则被他归入到了“野蛮”国家里面。就这样，近代以来日本所有侵华行为的“理论依据”就有了雏形。再往后，就是日本军国主义臭名昭著的“支那人非人论”被炮制出炉。这种理论已经把中国人“开除了人籍”，既然中国人不是人，那么日本人就可以毫无愧疚地对中国人进行屠杀、人体试验等各种残暴行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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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
在作出了“总体纲领”后，接下来，就是冈仓天心等人大搞的“在支那没有支那”理论。按照这个理论，日本人把中国分裂成了一个个独立地块。从东北到江南，人为的对中国人进行群体区分，目的就是把中国彻底肢解。除了中国，整个亚洲也被日本人以同样的方式进行了“再分配”。绕来绕去，他们最终想说的是，只有日本才是亚洲唯一的“文明之光”，只有日本才是亚洲的支配者和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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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仓天心
基于这个理论，在1930年后，日本军国主义成型时期，用战争来解决日本遇到的一切问题就成了日本高层的主要思路。以日本右翼作家保田与重郎的鼓吹为例，他在作品里公开声称，日本的旭日旗飘扬在亚洲各地是一件无比浪漫的事情。在这类人的积极鼓吹下，日本侵略中国从一个侵略他国的丑恶行径，变成了让日本人心潮澎湃的浪漫之旅。
另一个日本右翼作家武者小路实笃，则更进一步加深了这个理论。按照他的想法，日本成为了亚洲“抗击白人侵略”的唯一支柱。同时，诸如“大和民族优越”“日本人有着世界上最多实干家”“日本人都是勤奋严谨的国民”“日本人素质世界第一”等吹得天花乱坠的歪理被四处散播，也成为了日本法西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一提的是，哪怕到了21世纪的今天，国内的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仍然存在这种论调，非常值得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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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和武者小路实笃
日本近代文学泰斗夏目漱石也是积极羞辱中国的能手。在他的《满韩处处》一书里，到处充满了对中国人的各种羞辱。在这些人的影响下，当时日本人普遍不把中国人当成人看，“支那人是劣等生物，不值得任何夸奖”这种论调充斥着日本各界。千万不要小看这些文字，其中暗藏的军国主义思想在很多日本人的头脑中生根发芽。至此，日本人侵华已经没有了任何心理障碍，对他们在中国犯下任何滔天罪行也没有心理负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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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战争的日本民众
谁是“文化汉奸”
但是即便如此，日本人也明白，无论如何，他们要是想在中国立足，也一样需要对中国人进行洗脑宣传来换取支持，而最好的办法就是豢养一批忠于日本的汉奸走狗。对此，日本人除了靠物质收买外，就是用文化侵略来对中国人进行大规模洗脑。
为了做到这一点，收买中国的知识阶层就成了日本人的一个重要方式。这方面，日本人可谓不遗余力。早在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就干过许多龌龊的小动作。比如日军在进入中国城镇前，必先派出斥候，强迫中国居民挨家挨户在门口插上膏药旗，之后再派日本记者强迫中国居民拿膏药旗沿途拍照，搞出一副“万众迎接皇军”的场面。无论有多荒唐，日本人依然对此乐此不疲。随着日本后来侵华次数增多，日本人的伎俩也越来越多，手段范围也越来越大，在最后的全面侵华战争中则达到了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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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扶植了伪“满洲国”的建立。为了巩固日本对东北地区的统治，日本人炮制了大量殖民文学，也就是所谓的“满洲文学”。在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里，日本人集中宣传的就是日本人、日本如何如何先进，如何如何优秀，什么“日本为什么强大”“日本为什么干净”“日本人为什么有素质”……而最后的主旨，都是号召中国人应该无条件服从于日本人。
另一方面，则在各个方面宣传中国人素质如何如何不行。在这些所谓的“满洲文学”里，到处都在磨灭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消灭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妄想使中国人成为日本人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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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推行奴化教育
“七七事变”发生之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还专门成立了“笔部队”作为侵华战争的文化先锋。这支部队正如其名，就是靠着书写各种侵略有理、抵抗有罪的文章为日本的侵华战争服务。这些“笔部队”虽然没有直接拿枪杀人，但依旧扮演了日本法西斯屠戮他国人民的帮凶。
这些人的笔下，侵华战争是一件非常“酷”“浪漫”“非同一般的感受”的事情。诸如《从军感激谱》《战场风流谈》之类美化侵略的文章四处传播，极大地鼓舞了日军的士气。而这支“笔部队”另一个任务，就是对中国人进行文化侵略。在他们的努力下，各种各样胡说八道的文章堂而皇之进入了沦陷区的课本和宣传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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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笔部队”成员合影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人也不得不从全面的文化侵略变成了“宣抚”。
这个词现在已经很少听到，但是在当年，这可是日本人叫喊得非常响亮的一个词。这个词本身的意义就是，要通过控制大量的中国知识分子来对中国人民进行统治。于是日本方面连着举办了3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重点收买培养文化汉奸。除此之外，日本人也开始对底层中国民众进行“宣抚”，在中国大量开设“宣抚班”，目的就是批量培养汉奸，为日本人所用。
但是由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积极活动，日本人的“宣抚”活动受到了极大影响，以至于日本人都哀叹，中国共产党有着“神秘的魔术”，能让本来日本人觉得已经被他们征服的中国人一夜之间全部站到中国共产党那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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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各路汉奸来了个大杂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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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宣抚班”在活动
对此，日本人也迅速对自己的“宣抚”活动进行了强化。由于沦陷区的民众在日本人的搜刮下已经极度穷困，日本人就施以小恩小惠，比如装模作样地给儿童发糖果，给百姓馒头吃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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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给中国孩子发糖的宣传照片
当然这种虚伪的“宣抚”，并不能完全达到目的。毕竟日本人对中国人的骨子里傲慢与偏见，让他们不可能对中国百姓真心实意做好事。而且，再怎么样的“宣抚”，也掩盖不了日本鬼子到处烧杀抢掠。中国人又不是傻子，当然看得一清二楚。任凭日本人忽悠来忽悠去，大部分中国人并不上当。只要日本人一走，绝大多数中国民众依旧支持着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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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中的八路军
洗脑教育与反战败文学
日本人在洗脑教育上也是不遗余力。以汪伪政权的宣传为例，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诸如“戚继光打的倭寇不是日本人，都是中国海盗”“日中战争爆发都是因为中国进行了抗日教育”“日本人天生比中国人优等，所以中国人必须无条件服从”之类，在抗战时期大量进入中国文化领域。
与此同时，日本方面还极力抹杀诸如岳飞、张骞等能够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名人，禁播许多戏曲，取而代之的是李香兰的《满洲姑娘》《何日君再来》之类，给日本侵华战争涂脂抹粉的东西。对于那些不愿当奴隶的中国知识分子，日本人则举起了屠刀。日本人还着重收买中国文化汉奸，最著名的就是周作人。此人不但为日本摇旗呐喊，而且还亲自在伪政府中任职，积极对同胞进行奴化教育。
当然，日本法西斯的谎言说得再多，也有纸包不住火的一天。随着日本的战事一步步不利，越来越多的日本人看清楚了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的真面目。在中国共产党的打击和争取下，许多日本人加入了延安的日本人反战同盟，对日本侵华战争进行猛烈的揭露与批判。这些日本“笔部队”的大敌让他们寝食难安又无可奈何。在反战同盟的号召下，1944年8月5日，日军出现了部队成建制（日军第3067部队菊地支队）向新四军投诚的事件，此事让日本高层感到了极度惊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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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八路军俘虏的日军士兵
随着二战日本的战败，“笔部队”和大量的侵华日军一起，成为了可耻的战败者。但是令人警惕的是，日本并没有因为战败而停止文化侵略。在整个战后几十年里，日本一方面用各种方式对当年的侵略战争进行美化；另一方面，日本人事实上几乎没有“反战文学”，更多的则是“反战败文学”。
日本的文坛上，对战争的责任一直含糊不清，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在战争期间，许多日本文人都是“笔部队”的一员，他们并不愿意去承担战争责任。此外，美国对日本的清算很不彻底，遗留了大量的军国主义分子活跃在政坛和文坛上，这些人当然不愿意对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进行反省。
虽然也有部分良心未泯的作家，比如掘田善卫、武田泰淳等，发表了《时间》《审判》等揭露日军暴行的书籍，但是他们无一例外都遭到了日本右翼分子的疯狂攻击和迫害。尤其是森村诚一，这位可敬的作家首次揭露了日本731部队的兽行，用详细的笔法揭露了731部队的各种让人毛骨悚然的人体试验。但是他却遭到了日本右翼分子歇斯底里地攻击和谩骂。对此，日本作家小林宏不禁哀叹，日本人到底是何等的没有自信，根本没勇气去承担自己过去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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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投降
虽然抗战的硝烟早已消散，但是作为加害方的日本，至今依旧没有向中国谢罪，反而依旧在不停利用他们早已轻车路熟的套路来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大搞历史虚无主义。
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确保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有着重要意义。这次日本外务省公布的名单只是冰山一角，还会有更多的暗流隐藏在水面之下，未来需要更加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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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笔@北朝论坛郭歆
http://picx.zhimg.com/v2-60946a9600bb6581f73ee5f69203c855_r.jpg?source=1940ef5c 美军122中队使用战斗机制造冰淇淋。
把牛奶，可可粉装在特制的副油箱里，在高空中制造巧克力冰淇淋。
122中队高度机密的“冰冻行动”，每天下午两点由一名飞行员准时执行，行动目的有三个：第一，当然是生产10加仑冰淇淋；第二，为飞行员提供高空带氧气面具飞行的经验，这种飞行要求对发动机控制的要求很高；第三，在附近岛屿上空兜一圈，引诱日本人消耗几发宝贵的大口径高射炮弹，因为最大口径的高炮可以打到28,000 英尺，而冰冻行动的飞行路线固定在 30,000-33,000 英尺。
但一次意外后，122中队的秘密暴露了，一名飞行员在下降时超过了200节的速度限制，这对宝贵的小冰箱脱落，像炸弹一样掉到了陆军的阵地里。
于是所有中队都开始了这种冰冻行动，陆战飞行队、驻地附近的陆军，甚至MAG-11 的司令部从此都能享受冰淇淋的待遇。 1943年12月，年仅17岁的他就读南京中央大学时，便和他的同学们参加了清毒运动，矛头直指当时侵占中国的日本侵略者。
日本侵略者把向中国人民倾销鸦片等毒品当作征服中国的一项重要战略武器。在日军占领南京并实行疯狂屠杀以后，罪恶的毒品贩卖也被带到了南京。鸦片贩卖的巨大利益，引发了日伪内部争夺鸦片专卖权的矛盾。汪伪宣传部长林柏生企图利用青年学生以游行示威的方式发动禁烟运动，以向日本当局施加压力。
1943年冬，林柏生派人到南京中央大学学生中活动。他们找到学生领袖、“青年救国社”社员、外语系四年级学生厉恩虞（陈震东）和土木系四年级学生王嘉谟。厉恩虞、王嘉谟将此事同“青年救国社”社员潘田、姚禹谟等商量，大家都认为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揭露鸦片烟毒对沦陷区人民的毒害，唤醒群众。
1943年12月17日晚，林柏生的亲信李绍忠邀集部分中央大学学生研究禁烟运动，原本只是想借学生搞点宣传，造造声势。为了给林柏生一个措手不及，厉恩虞、王嘉谟等人当晚就带领200多名大、中学生上街捣毁烟馆。他参加了当晚捣毁烟馆的行动。他与情绪激昂的同学们一道，沿中山路、太平路向夫子庙烟馆集中地进发，一面砸毁烟馆，一面向路边的群众宣传鸦片的危害。
王嘉谟在砸烟馆行动中被日军打伤，激起了同学们的愤怒。18日下午，中共各系统地下党员、“青年救国社”社员、清毒积极分子动员了南京市大、中学生3000余人上街游行示威。他成为这次运动的积极分子。这天下午，他冲进寝室向大家报告了17日晚一些同学去打烟馆而被日本宪兵打伤的情况，提出要室友们当晚集体出动，参加砸烟馆行动。当时南京毕竟是在日军的铁蹄之下，有些同学担心会遭受日本人的疯狂报复。他坚持道：“人少了不行，请和我们一起去吧。不管怎么样，我们今晚都得去。”在他的感召下，室友们都参加了这次行动。
他发动电机系的同学汇入了学生队伍，他们从中央大学出发，沿中山路南下，经新街口、中山东路、太平路直指夫子庙。游行队伍越走越大，浩浩荡荡。“禁止鸦片毒害！”“鸦片烟馆必须关门！”等口号时起时伏，一阵又一阵响彻半个南京城。他非常机警灵活，在游行队伍中前后穿行，时刻注意与同学们的联系，来回传递消息，维持队伍秩序。当游行队伍到达烟馆比较集中的夫子庙时，爱国学生纷纷冲进烟馆，砸毁吸毒烟具，训斥烟馆老板毒害人民，勒令他们立即停业交出鸦片。
当天深夜，游行队伍聚集在国民大会堂（今人民大会堂）前，在众多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汉奸特务的跟踪监视下，爱国学生把缴获的烟具、鸦片、烟土等堆集在广场前，引火烧毁。厉恩虞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他从100年前英帝国主义向中国倾销鸦片、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历史，讲到当时又有人向国人公开贩卖毒品，毒害同胞，号召大家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为民族的兴亡负起责任。 http://picx.zhimg.com/50/v2-6742ccceedc08061db9cad05fa8b1b41_720w.jpg?source=1940ef5c
约翰·拉贝
约翰·拉贝被世人称为“中国的辛德勒”。南京大屠杀期间，他和十几位外国传教士、教授、医生、商人等共同发起建立南京安全区，不顾危险、奋不顾身地抗议和尽其所能地阻止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施暴。为大约25万中国平民提供了暂时栖身避难的场所。同时利用自己的纳粹身份，在自己的住宅收容了600多名中国难民。
他所写的《拉贝日记》是证明南京大屠杀的最有力证据之一，被公认为是近年来发现的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数量最多、保存得最为完整的史料。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所犯罪行的有力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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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哈尔·阿尔普·辛德贝格
南京沦陷之后，辛德贝格、京特等人利用外国人身份，为阻止日本屠杀者进入难民区，辛德贝格和京特在江南水泥厂周围插满丹麦和德国国旗。庇护了当时在江南水泥厂难民区和栖霞寺难民所的约2万名中国难民，减轻了日军对平民的伤害，并且记录了日军战争犯罪的事实，向国际社会传播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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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马吉
南京大屠杀期间，马吉担任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设立难民伤兵医院，与20多位坚持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一起救援了20多万面临被屠杀的中国人。
马吉不仅参与救助中国难民，还拍摄了日本军人屠杀中国人的纪录片。常常利用职务之便，冒着生命危险，用16毫米摄影机秘密地将日寇在南京的暴行拍摄下来。先后拍摄了4盘胶片，总时间为105分钟，这些真实的镜头是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有力铁证，是留存至今的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唯一动态画面，成为揭露日军暴行的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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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吴生（乔治·费奇）
南京沦陷后，拉贝和乔治·费奇立刻来到安全区最南边的汉中路同日军交涉。费奇在地图上用铅笔画出标记，告诉日军安全区的位置。和同事们一起救援了20多万面临被屠杀的中国人。他在1937年12月10日到1938年1月11日期间的日记，于1938年1月23日由德国人克勒格尔秘密带往上海，广为流传，引起中外舆论界震动。1938年1月23日，费吴生获准离开南京，他将一份胶片缝在驼毛大衣的衬里，带往上海。这份长达8卷的胶片，放映时间达105分钟，是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唯一影像文献资料，由牧师约翰·马吉拍摄。然后送交上海柯达公司制作了4份拷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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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妮·魏特琳
《金陵十三钗》神父的原型，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委员，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设立了妇女儿童难民收容所，庇护了万余名中国妇女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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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部分成员。左起：福斯特牧师、米尔斯牧师、拉贝、史迈士、史波林、波德希伏洛夫。
“在南京大屠杀那些腥风血雨的日子里，我们的同胞守望相助、相互支持，众多国际友人也冒着风险，以各种方式保护南京民众，并记录下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他们中有德国的约翰·拉贝、丹麦的贝恩哈尔·辛德贝格、美国的约翰·马吉等人。对他们的人道精神和无畏义举，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习近平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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