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感觉公务员是最好的职业，未来 20 年公务员还是这样吃香吗？
目前感觉公务员是最好的职业，未来 20 年公务员还是这样吃香吗？ 公务员这个职业有个悖论。按照常识，经济不好或者大多数人对未来经济预期不好的时候，考公务员的人会增多，竞争会加剧。
但与此同时，公务员的收入又完全来自财政收入。在国家经济发展出问题的时候，公务员的待遇又很难有大的提升。
现在很多公务员吹特别“可爱”的地方，在于他们一方面认为未来国家的经济可能会放缓，所以觉得公务员是避风港，但另一方面，又凭借过去几年的经验，认为公务员的待遇一定会每年几万几万的稳步上涨，觉得公务员肯定会越来越像香。
不得不说，有这个想法的人还真的挺可爱的。
如果说未来公务员的待遇还会稳步上涨的话，那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公务员的规模大幅缩减，用减少分母的方式来让所有人的平均待遇上升。但这样，就只有极少数人可以当公务员。而如果你认为未来经济会越来越差，所以才去当公务员图个稳定，那既然你都知道经济越来越差了，再指望公务员越来越香也就是个笑话了。
公务员这个行业，从古至今都不算是最好。哪怕是在现在，现实中也依然有大量比公务员好得多的工作，只不过这些工作或者有学历门槛，或者有人脉和家庭背景作为门槛，与绝大多数人是无缘的。而公务员的好，只能说是相对于普通人的能力来说，待遇和保障比大多数工作更好。好比说在我爸工作的基层单位，新入职的普通公务员一年下来到手也就是七八万，大约是每月五六千的样子。你要是硬把食堂饭菜、年节福利这些也都折算成钱，一年也就是一两万。其他的所谓灰色福利、隐形收入，是真的没有了。你说现在这年头，五六千月薪的工作算是好工作？但在县城、乡镇，真想找个五六千月薪还稳定的工作，也确实比较难了。这么比起来，公务员就算是不错的。
但是，在许多年前，我跟我爸妈有一次聊天的时候，我无意中问过她们这样一个问题。我说，你们是从80年代开始参加工作的，那到现在也快40年的时间了，在这40年里，都有过哪些好工作？他们想了一下，然后说出了至少七八种工作，差不多每5~10年就会有一波“好工作”的变动。也许未来20年里，公务员并不会成为一个差工作，但是在无人可预测的未来面前，谁也不敢说公务员依然会像今天这样是一个好工作。
当然，如果还是有人硬要拿报考热度来论证公务员的吃香，那我只能说没必要抬这个杠，你说得对。按照未来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本科、研究生还会继续扩招，但公务员岗位并不会同等比例的增加。在有资格报考的人数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公务员考试的激烈程度或许还会增加，然而这并不代表公务员还是最好的工作，只是公务员设置的报考门槛较低，会让竞争更加激烈。
最后，我自己家以及我女朋友的家庭都是公务员家庭，但在我们两个的共同回忆里，小时候彼此家里都有过难熬的一段时间。我爸曾经要贷款给爷爷奶奶去治病，而她小时候家里也曾一度窘迫到中秋节买不起月饼。我当然不能说所有的公务员都是如此，但在剧烈变动的时代里，从来没有一份恒定的好工作，我爸妈也做好了未来待遇可能下降的准备，他们也计划在退休后做点能挣钱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你坚持认为未来的经济会越来越差，所以才要考公务员的话，那么就请有“我考公务员只是图个稳定，不为待遇多高”的想法——否则，要是你能在经济下滑的时代还能持续增加财政收入和编制内人员待遇，那不去发改委或者财政部当个领导，也实在是太屈才了。
PS：做一点补充。
评论中有些人对“公务员这个行业，从古至今都不算是最好。”这句话并不同意，甚至还拿出了宋朝官员的待遇作为佐证。然而，稍微学过一点历史就应该知道，今天的公务员放到古代几乎都是所谓的“吏”，官员的待遇是否优厚，跟吏并无什么关系。反而是在很多时代，胥吏的子女连参加科举的资格都没有。
至于说普通的官员待遇好不好，先看看自己有没有资格再说。自宋朝开始，科举考试平均每年录取的进士人数是几十人到一百多人不等。如果按照北宋人口8000万人左右的规模计算，对照今天的人口比例，每年能录取的进士以及同进士出身的人数，也不过是1000人左右，相当于清华一年本科招生量的1/4。
我敢说的是，如果你真的是高考全国前1000名的水平，你的专业选择范围里，肯定不乏比公务员更好的工作。
也不用抬杠说清北学生怎么争着当公务员——首先，大多数清北学生去的都是选调岗位，而且是发展潜力更大的选调岗位；其次，也并非是所有的清北学生都认为公务员是个好工作，这一点你去跟他们聊一聊也就知道。
一个觉得公务员就是最好工作，还总拿“公务员就是定规则的人，不可能亏待自己”当理由的人，只能说他要么是没有接触过或者没有资格去触及比公务员更好的工作，或者是拿一些自己愿意相信的理由来强化自己对“公务员最好”的认知。不过话又说回来，既然你觉得公务员是最好的工作，而公务员的门槛又那么低（即便是在现在，偏远地区公务员大专就能考，普通地方也就是本科以上），那你直接去考不就行了？考上了你直接就是人上人，何必在这里对公务员这工作指指点点呢？
只是在我看来，如今的公务员考试火热，并不完全是因为公务员这份工作到底有多好，而是站在国家的层面，必须通过降低公务员招录门槛的方式，来给普通人提供一个工作的机会，这也是稳定社会的一个重要举措。其实想要降低公务员考试的热度很容易——你规定公务员报考资格限博士研究生学历+3年以上工作经验+35岁以下，明年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直接就能降到10万人以下。从概率上说，我也不觉得一个能读完博士并且工作三年的人，有什么方面比不过应届本科生。
总之，对于公务员，我依然是那个观点，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任何地方公务员都不能算是一个差的工作。即便是很多人吐槽的乡镇公务员，在其所在的乡镇，能挣到与公务员相同工资、有与公务员相同待遇的人，恐怕也不足十分之一。如果我们把社会上的所有工作打分的话，以100分为满分，公务员打到80~90分没有什么问题——但现实中也还有那些90~100分的工作。
知乎上公考领域的大V化肥哥，按理说最应该是公务员吹，可在这个问题下面，人家也已经说的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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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几千单咨询的化肥哥，也不认为如此，因为他们也知道，现实中的确有很多比公务员要好的工作。但到了知乎上，却偏偏有那么多人在说“公务员就是最好的工作”、“宇宙尽头师医公”，这也只能是非常搞笑了。
PS2：
说个我刚看了觉得挺搞笑的评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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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让我觉得想笑的一句话，是“没赶上好时候，没赶上好地方好单位”。
如果这句话可以放到公务员身上，那岂不是也可以放到任何职业上？
我朋友2000年初来北京当码农的时候，北京房价不到1万，人家月薪两三万，轻轻松松买了几套房。而同时期的公务员，还只拿着一两千的工资，等着排队分房。
我是不是也能说那时候好工作很多，有些人只是没赶上好时候，没赶上好地方好单位？
在后面他还找补了一句，“你要非说基层那没办法”。
在现实中，到底是基层公务员的比例高，还是高层公务员的比例高？如果说把占比绝大多数的基层公务员排除在外，这就等于说“现在大学生就业一点也不难，我认识的清华的朋友找工作都挺好的，你要非说双非、大专那我没办法”。
如果公务员的好待遇非要加上“好时候、好地方、好单位”这些限定词的时候，就已经证明整体上这并不是一份好的工作。而哪怕是在现在，等过个十年八年回过头看，一样会是某些行业的好时候，并且比公务员好的地方和单位，也遍地都是。只是要么大多数人进不去，要么进去了但没有意识到。
当然，还是那句话，长期来看公务员一定是个稳定且收入待遇尚可的工作，在这一点上我不否认。只是，没必要非得拿“最好”来形容公务员。 公务员 之所以让你感觉是“最好”的职业，不是因为待遇提高了，恰恰相反，相对于十年前体制内的津贴补贴购物券，三公走账集资房，今天的公务员待遇降低的不是一点半点。用机关内一个老处长的话讲，十年前的公务员，工资基本不动（靠单位福利就能过日子），今天的公务员，工资基本不剩（工作一年就能攒个绩效）。当然，一些发达地区公务员，如江浙地区，工资绩效着实不低，但放眼全国这是少数。大部分公务员都并不宽裕。
是什么原因导致人们如此认可公务员呢？是体制外的残酷内卷！
公务员不过就是比较讲道理，不会因为你家人去世多请一天假就开除了你。
https://zhuanlan.zhihu.com/p/346886204
公务员不过就是比较有人味，不会因为你得了癌症就让保安把你赶出去。
如何看待网传网易裁员，让保安把身患绝症的 5 年老员工赶出公司一事？公务员不过就是比较有约束，不会因为你是个刚毕业没背景的女大学生就让你陪客户喝酒，给你下药，强奸你。
如何看待佛山贫困女大学生刚毕业，和已婚上司吃饭被强制吸入麻醉药，送到宾馆实施侵犯导致身亡的案件？是，公务员确实是体制内运转的螺丝钉，体制内的螺丝钉确实赚得不多，可和资本的药渣子比，毕竟多少还是体面一些。
未来公务员是否是最好的职业，不取决于公务员，而要取决于体制外，要看中国的产业升级能否实现，能不能爬到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金字塔上层，只有到食物链上层，体制外的人才能有足够的利润避免残酷的内卷。 但凡一个人真的接触过我国N个地方的各级公务员，就不难知晓，这群人虽然都叫 “公务员”，但根本就不是任何一个尺度上的同阶级的人，日常的关注点，人生的规划和目标，也截然不同，于是根本无法一概而论。
但凡一个人多少了解我国建国以来，各类职业的现实待遇、社会地位等的兴衰变化，就理应放弃对任何一种固定的社会职业角色，做太长期的评价和预测。 1994年，我爸在某个伪装成局机关的行业康采恩上班，当然算是公务员，一个月工资五百三。
我爸心思活络，比如说给局里出过一个点子：局里管着的红旗食品厂，厂区和家属院位于城市主干道边上。他算了半年，叫停红旗厂斥资五百万引进美国进口全电脑烤面包生产线，投资一千二百万把厂区和家属院都搬到今天的绕城高速公路的位置，今后厂子主打速冻食品，可以在交通便利的郊区生产，向周边城市铺货，比现在抱残守缺强多了。然后局里用土地招商引资，低楼层开商场和餐饮，高楼层开酒店，歪果仁管这叫mall。现在城里没有五星级，我们没有钱不要紧，引进外资弄个顶好的……局长听了心想，我看你像个帽，傻佬帽，但是引而不发。
没几天，单位成立优化组合工作领导小组，局长任正组长，跟留下的同志谈话，我爸任副组长，跟优化的同志谈话。优化组合名单出来，第一个就是我爸，他在下属进出口贸易企业第一个月工资一百三。没几年这个局机关也成了企业，很多机关在那几年都变成了“总公司”、“行业协会”，但是这时候我爸已经光荣下岗了。我爸从厂装卸队的搬运工人走到局机关，成为了给局机关所属一百二十个独立核算经济单位编写财务软件的程序员，再从局机关“优化”到下属公司，再到最后光荣下岗，二十年来辨清的是非就是“组织不养老”，把他的铁饭碗弄没了。下岗后，我爸发牢骚，说中央让发展市场经济，结果县委县府响应号召的方式是成立八大商贸公司，“旋转门”过去一群人。他们要赚钱，我们老百姓还怎么赚钱？所以他上班的单位惨遭隔壁系统的另一个国企吞并，然后改制把他扫地出门。但是风光无限的“八大公司”有的同志上任的时候是副厅级，后来以“工人身份”退休了。
1994年，我上小学三年级，放学后经常被老师叫到办公室重做作业。老师们在办公室里聚在一起嘀咕：“这半年少发的工资什么时候能补上”。低我一个年级的班上，有位同学的爷爷正在争取“入局”，不少同学的家长都是城里响当当的人物。但是我们这所学校的老师们照样拖欠工资，到处打听区里什么时候补发工资。老师们边嘀咕还边悄悄看我，那表情好像我是老师，他们是留堂的差生。堂姐高考想报师范，全家劝退，说“老师又穷又酸有什么好。大学里日子也不好过，完不成任务，基本工资打六折。”
我那时候对天文有兴趣，我妈教育我，说最好的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分到紫金山天文台，一个月才一百多块钱。县科学院的叔叔阿姨没有拿到课题统统基本工资打六折。有位熟悉的叔叔就是那个时候去美国读博士。他说中国是关系社会，不会交际就没有课题，他要去凭能力发展的美国。他在美国做过许多博士后和助理教授，感受到国内同行看他的眼神失去了恭敬，这是后话。
当年医生的生活也很清苦。当时大医院的医生外语水平高，容易出国，主任医师出国在实验室刷试管也要出。熟识的女医生出国刷试管，怕出麻烦，在国内把子宫全切了，自觉成为绝育工具人。鲁县人民医院心内科有个研究生叫葛均波，外校山东大学（副部级）青岛第二留守部考来的，毕业后分配到上海中山医院工作。当时中山医院心内科中青年医生考G考托出国成疯，葛均波是山东人，凡事后知后觉，在出国热潮中不为所动。于是，中山医院心内科跑不动的老专家们十分感动，纷纷把毕生绝学传授给他。
当时最好的工作是工科，开厂赚钱谁不知道。那时候是卖方市场，这么多洗脚上田的农民只要办了厂，全都变成土大款。老家村里有个电工，是个患有小儿麻痹症后遗症的残疾人，他都开了一家顶大的电话机厂，在鲁县卫视多年后给蓝翔做广告的那个时段播出广告。
大学里的工科专业也跟着水涨船高，是院校里唯一日子好过的。立党老师迫真母校鲁县宮酱学院（县立211）自动化系教授家里三天两头来些打扮的跟黄宏、魏吉安似的乡镇企业家，提着赵本山出门收电费用的那种黑色人造革皮包，装着满满的大钞，请教授设计工艺流程方案啥的。鲁县宮酱学院那时候胆子大参与开校办企业的青椒，现在有的家里都有估价接近九位数的股份。做的什么产品？电焊机。多么朴实无华的宮酱行业啊。
我说过多次，我们国家发展的太快，但是人学习接受新事物的窗口期又太短。于是我国很多中产家庭，因为跟不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革，周期性的遭遇大规模的中产阶层滑落。你让我提供成功的经验，抱歉，只有一句话：“时来天地皆助力”。这句话还有后半截：“运去英雄不自由 ”。 谢邀。
要看历史的进程。
我爷爷王德有同志，河南洛阳人，在朝鲜开过大卡车，活下来了。回国后在南昌转业，进了个机关（我记得是江西省一个工业方面的部门）。
王德有同志为人耿直得像块铁板，表情基本没有变化，和人聊天的字数往往不超过一双手。照家里人的说法，职级很多年都没变过。
到六十年代中，国家要在坦桑尼亚赞比亚修铁路，王德有同志报名去了。
有位大娘是我爷爷的河南老乡，也一块去了，她后来留在赞比亚做技术人员没回国。我爸九十年代末因老板跑路失业，想去外面闯闯，我爷爷就把我爸推荐给了这位大娘。
大娘那时候已经成了赞比亚的大农场主，房子就建在卢萨卡总统府旁边。喊家里的黑人小哥倒垃圾，还是一句“把拉别西（rubbish）倒掉”，一口河南式英语。
黑人小哥居然听得懂。
王德有同志没有留在非洲，他回来了。又等了十来年后，大概是八几年，组织上终于给他换了套房。
一家九口，四个子女加他的兄弟，三室一厅，大概七十平米，在南昌人民公园的南边。
当年叫省建大院（这么说我也是大院子弟？），我查了一下，现在叫“建功社区”，看来当年都是部队转业人员。
我还能在租房网站上搜到小区的图片：
http://pic1.zhimg.com/v2-657c56ac39226f5e49abfb2cc389d3c6_r.jpg?source=1940ef5c
没记错的话，画面往右拐进去，就是我爷爷当年住的地方。
但在八十年代，这些是不够的。
三个儿子要成家，要一大笔钱；三个儿子成家后居然都生了儿子，又要预备钱。
南昌那时候有个习俗：新人结婚，要请儿子孙子多的老奶奶送被子或缝被子，讨个彩头。我奶奶接这个任务接到手软。
到我，这个三儿子生的小崽子落地时，我奶奶都不想来看，只是叹气。反倒是我姑姑生女儿时，全家欢喜，围着打转转。在颇为重男轻女的南昌朋友眼里，很是神奇。
刚工作的儿子们是没几个钱的。不得已，已经退休的王德有同志又站了出来，找战友找老同事，在南昌建材市场支了个小门店。
卖瓷砖。
河南生产的瓷砖往南昌卖，我总感觉这是在对景德镇开嘲讽。
就这么，五十多岁的王德有同志又开始了跟车、装货、看店的日子。只不过这次不是军需物资了，也不用端着枪了。
我高二时，爸妈干过一件很脱线的事：
我高一时户籍已经迁到上海了，但我爸妈居然以为高考是看学籍所在地，于是我在佛山欢快地读到了高二。
高三即将开学，在上海一位热心户籍警的怒吼下，爸妈才开始急吼吼地给我办理转学。但他俩那时候一个在非洲蹲着，一个在做班主任带初三班。
不得已，又是老顶梁柱，王德有同志，领着自己的孙子去上海。
办借读手续，找房子。房子在惠民路大连路交界的一片弄堂里，最尽头的一层的一间，晚上会有五六只小猫，睁着绿油油的眼睛盯着你。
王德有同志看看猫，又看看孙子，憋了半天终于说出一句话：毛头，没钱爷爷给你，爷爷有钱。
那可不，王德有同志也算个自力更生的个体户呢。
又过了十年，我去参加王德有同志的葬礼。
照理说，是长子长孙捧遗像。但我的大堂哥在韩国，还在回来的路上；我的二堂哥，二伯离婚后跟了女方，不愿意。
只好我这个小孙子来承担这个任务了。
葬礼上的很多事，我已经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洛阳北邙山下，王德有同志那个小盒子上，还是遵他的遗嘱，盖上了一面小小的党旗。
公务员的一生，对王德有同志来说，是复杂的。
在七十年代，他没有解决自己兄弟的进城问题；
八十年代，他没有安排自己的子女就业；
到九十年代，他也要下海经商；
在他离世前，医保改革并未全面贯彻，他还是选择了亲戚战友能帮忙的老家洛阳。
小时候我问过王德有同志很多次，“当官有什么好处”。他掉了牙的下巴会抖动两下，但不说话。
王德有同志离世那年，中国互联网正处于轰轰烈烈的爆发期。
那时候，“上岸”一词专指上市股份变现，三十岁财务自由，房子车子养老一次搞定。
当时为了吸引大学生去做村官，政府还要加上一大堆优惠政策，例如免考试直接读研。
我大二时帮教授打杂，顺手写了一篇论文。教授说：如果你有意学术，你可以读我的研，我一定录你；如果你无意，你大三就可以去工作了，这篇论文就算你的毕业论文。
都是鼓励去企业打拼。
（现在教授去了北外做博士生导师，感觉有些后悔捏...）
对于还记得城镇干部工资发不出、农村干部下乡收村提留的那代人，公务员是什么？
现在，公务员成了真正的“上岸”。
考公务员原本是没什么培训概念的，如今这些培训机构已经上市了，养活了一大堆濒临破产的出版社。
05年国务院参事任玉岭说，我国官民比例是1比26，舆论哗然。
喉舌特意出来辟谣：真实数据应该是1比198，很合理。你说的数字是财政供养人员。
而08年后，统计局没有再对财政供养人员的数据进行公布。
公共服务能力的扩张必然带来行政成本的增长，这块没毛病。
但增加的人是不是都是干活的人，这块就很复杂。
我国现在两种现象并存：
一方面基层公务员累到崩溃，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一个人代表着七八个机关。单是填表，强度就远超多数企业；
另一方面，行政管理成本（就理解成公务员的工资吧）居高不下，增长速度超过财政增长速度。“降低政府行政成本”，年年讲。
03年国家行政学院杜刚教授有句话：中国是全世界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
这不算一个科学论证，但确实是个官方态度。
现在动刀事业单位编制、“过紧日子”、“节约型政府”，都是在对“冗员”进行改革。
但由于去年疫情后的经济衰退，精简改革暂时放缓，政府临时又扩招了一波。
什么时候再收回来？不知道。
公务员肯定会吃香很久很久。
但我真心建议基层公务员，一定要有自己的保底技能。有个在企业里打拼的另一半会是个很好的搭配。
夫妻双方都是基层公务员，太累了，而且多数钱也不多。如果遇上国家进行大刀阔斧的行政成本改革，那家庭生活就很是灰色。
“编制能管一辈子”，这往往是以三十年的尺度来判断的。如果把尺度拉到六十年，失效的例子比比皆是。
随着老龄化少子化和社保开支的压力增长，我国财政状况只会变得更紧张。公务员要继续努力考，但这个前提不能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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