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复旦大学学生致信毛主席，认为《菩萨蛮·黄鹤楼》应修改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毛主席携杨开慧女士同登黄鹤楼，为排遣心中的愁烦，抒发对革命形势的深切忧虑，创作了一首《菩萨蛮·黄鹤楼》。三十年后，一本叫《诗刊》的杂志问世，主编臧克家写信请求将毛主席创作的8首流传较广的诗词刊印其上，借以更正民间手抄本中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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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欣然同意，并且还另外附赠了十首自己比较满意的诗作。不料付梓之后，却有来自上海、江苏、福建的三位民间人士，同时写信指出这首《菩萨蛮》有“错别字”，需要修改。
收到三位读者的来信之后，毛主席对他们三人的意见作出了答复，表示同意他们的看法，并将原文做出了修改。
那么，当时毛主席改掉的究竟是哪一个字？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后续影响呢？下面还是按照老规矩，先从毛主席的词作本身谈起。
一、《菩萨蛮·黄鹤楼》赏析
《菩萨蛮·黄鹤楼》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白话翻译：
辽阔深远的九条大河，横贯国土疆域的中部。它们在黄鹤楼前汇集到一起，流向了长江。深远又漫长的平汉铁路，是横穿中国的南北分界线。
暮春时节，汉江的江面上笼罩着一片朦胧的烟雨，远远地望过去，前方的风景若隐若现。原本奔腾不息的江流走到这里，仿佛被两岸的龟山和蛇山锁住了咽喉，不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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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中的黄鹤，早就已经不知道飞向了何方，如今这里只剩下了一座空荡荡的黄鹤楼，任凭游人前来观赏。
想到这里，我不禁端起酒杯，把杯中美酒洒向滔滔的江水。心潮也追逐着那一浪高过一浪的江潮，翻滚起伏。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毛主席为词中的“心潮”二字作注时提到，当初创作这首词的时候，正是大革命失败的前夕。
一九二七年以前，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扛起枪杆子与国民党一较高下的打算，而毛主席在那之前，也只能算是一个文人政治家。不料蒋介石突然背叛革命，驱逐并残害共产党人。
革命的道路究竟该去向何方？这是当时摆在毛主席等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艰巨的问题，因此登上黄鹤楼以后，毛主席的心情是异常沉重的，恰好当时又是一个烟雨朦胧的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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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的开篇用“茫茫九派”，来描写长江水势之盛大。长江、黄河是中国的生命之河，也是孕育华夏文明的母亲河。
“九派”的典故出自汉代的《说苑》，“禹凿江以通于九派”。意思是说，禹王当年为了治理长江，给它凿了九条支流。
这里说的是上古时代的先民，为了民族生存与繁衍做出的功业。
第二句写横穿国土南北的平汉铁路，讲的是现代人为建设家园做出的努力。
前贤与今人热爱国家的那一片赤子之心，就像长江中的江水一样，历经千年风雨，仍一往无前，奔腾不息。
然而到了如今，却突然遇到了龟山、蛇山的阻碍，于是前进的方向变得迷茫了。这是借景抒情的写法，因为看到这样的风景，作者产生了如此的联想。
事实上到了这里，长江中那一浪接着一浪，奔腾不息的江潮，早就已经变成了毛主席心目中革命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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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阕开头的“黄鹤知何去”，是化用古代典故，表达理想失落的心境。
说的是黄鹤，心中想的却是那些为革命牺牲的共产党人。因此才有下文中“把酒酹滔滔”，祭奠英雄的行为。
二、词中“问题”所在
原来“问题”就出在“把酒酹滔滔”这一句上，毛主席原文中写的是“把酒酎滔滔”。上海复旦大学的学生黄任轲在五七年读到了这首词，他指出“酎”是一个名词，是古代的一种酿酒工艺。
不过毛主席在词中用到这个字，是把它当成了动词。但是从这个字的释义来看，是不符合前后语境的。
故此黄任轲提出，可以把“酎”改为“酹”。后者代表把酒洒向地面，表示祭奠。
当然，借以表达把酒洒向江中，也是可以的。
与此同时，有一位来自福建的读者，和一个江苏小学的教师也发出了同样的疑问。
不过又有人说，毛主席的“酎”字，是不是“酌”字的误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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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平时经常会用到的“斟酌”一词里面，“酌”就是个动词。但是“酌”的本义，是指倒酒、喝酒的动作。而倒酒的对象一般是自己，如果是江水，则意思就变成了毛主席在请长江喝酒。
因此“酌”字用到这里，显然不符合作者本意。所以
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分别向三位读者回信，表示接受他们的建议，并感谢。后来在出版物中，就将“酎”改成了“酹”。
这件事发生以后，福建与江苏的两位读者再也没有露过面。不过
复旦大学的黄任轲后来却在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叫做《一字难忘》的文章，提到了这段往事。
原来当初的黄任轲，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他在收到毛主席回信以后非常感动，一直把这封信妥善地保管着。
事后，
黄任轲还经常关注各种版本的毛主席诗词，亲眼见证了一生严谨的毛主席，在出版物中将《菩萨蛮·黄鹤楼》书法中的“酎”字，通过“挖补”的方式改为“酹”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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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时期，黄任轲也从未把毛主席给他写过回信的事，向旁人提起。只是一直用毛主席回信中那句“你提的意见是对的”鼓励自己，熬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那段岁月。
结语
其实国内的学者、诗人，以及民间的诗词爱好者，替毛主席诗词指出错误的事，并非只有这一次。
但是在此之前，郭沫若、臧克家、罗元贞等人指出毛主席诗词中的问题，都是涉及修辞与格律方面的，属于比较“高深”的问题。而“错别字”的问题，是属于基础性的问题。
毛主席曾经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后来还当过一段时间的教员。之后他在参加革命的同时，也一直没有放弃对文学的爱好。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美国记者斯诺访问延安时，曾提到毛主席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记忆力异乎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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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菩萨蛮·黄鹤楼》这首词，从创作到发表历经了三十年。
想必在这三十年中，毛主席一定反复诵读、修改过多次，怎么还是会出现“错别字”呢？
其实如果只是把“酌”写成“酎”，的确算是写了“错别字”。
但如果原来写的是“酌”，印刷时印成了“酎”，却不能算毛主席写了“错别字”。
这只能算是用词不够妥帖，不符合词作前后的文意而已。因为向江水中倒酒，或者邀请长江共饮，勉强还是说得通的。
但是黄任轲等三人，看出毛主席的创作初衷，就是想祭奠滔滔历史长河中涌现的英雄们，以及那些为革命献身的共产党人。
所以黄任轲等三人指出了“错误”，而毛主席也欣然接受了。
从这个角度上说，此三人也算是毛主席的文学知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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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整件事情当中，最难能可贵的还是毛主席在面对别人指出自己的“错误”的时候，勇于接受并加以改正。
改正了不算，毛主席还写信分别通知了这三位读者，就等于留下了“历史的证明”，这一点真的让人敬佩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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