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硕的石鼓文与大写意
https://q0.itc.cn/q_70/images03/20241010/8af6a0b322ab4ea790c6b1c2f40a24c1.png吴昌硕是清末民初书法界的领军人物，篆隶楷行草无一不通。他的书法创作以篆书为主，也多有行草、隶书作品。吴昌硕的楷书始学于颜真卿，行书学习黄庭坚、王铎，隶书学习汉代石刻，篆书学习石鼓文。60岁后，他的书法圆熟精悍，刚柔并济，尤精于石鼓文，不拘成法，传世书迹有《临石鼓文轴》《致醉翁尺牍》《寿书词》《汉书下酒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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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金石气之重吴昌硕的楷书从临摹颜鲁公入手，后又学习曹魏时期钟繇的小楷，自称学“钟太傅”有20余年。清代后期的书风崇尚碑学，受此影响，吴昌硕遍临汉魏碑帖，将碑体风格糅入钟繇体之后，他的楷书更显古朴刚劲，为其书法巅峰期的到来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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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昌硕也很重视隶书学习，青壮年时在外游学，临习了大量的汉碑拓片，如《嵩山石刻》《张公方碑》《张迁碑》《石门颂》等，自述“曾读百汉碑”，说明吴昌硕对汉隶有着浓厚兴趣和深入研究。在传世书法作品中，吴昌硕的隶书早期以“齐云馆印谱”为代表；中年以后的隶书笔力雄浑饱满、刚柔并济；到了晚年，吴昌硕所写隶书结体已变长，取纵势，信笔拈来，高古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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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昌硕的行草书最初临习与董其昌齐名的明末书法家—王铎，王铎的雄健书风对他影响颇大，后来又学习唐宋名家欧阳询、黄庭坚、米芾等人。在章法行气上，吴昌硕注重字与字之间的连属关系，字体结构上多左低右高、中宫收紧、四肢辐辏。晚年后在草书创作上，吴昌硕以篆隶笔法入草书，即他所说“强抱篆隶作狂草”，其草书越发苍劲雄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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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昌硕尤其擅长篆书，又以石鼓文造诣最为精深。他写石鼓文近60年，可谓形神兼备，形成格调高古、独具特色的个人书风，堪称“石鼓篆书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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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鼓文刻石作品始见于商代，至先秦战国乃成大观。唐代初年，在陕西宝鸡出土10个石鼓，刻有记载战国时期秦王狩猎事迹的大篆文字，故此这种文字被称为“石鼓文”。“石鼓文”是与周代金文不同的周代篆书，它继承了先秦金文、籀文风格，又开启了秦代小篆书风，无论笔法、字形、结构，都显示出书法的成熟与完善，达到极高的审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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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书法家还是文学家，都把石鼓文视作艺术的上乘之作。唐代书法评论家张怀瓘 《书断》评价“石鼓文”：“乃开阖古文，畅其纤锐，但折直劲迅，有如镂铁，而端姿旁逸，又婉润焉。”唐代韩愈作《石鼓歌》：“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一语道尽石鼓文之美。
吴昌硕博览金石法帖，却不以刻意模仿、徒求形似为目标。他参以秦权铭款、《散氏盘》铭文、《琅琊台刻石》《泰山刻石》等体势笔意，所作石鼓文从“有法”到“无法”，从“入乎规矩”到“出乎规矩”，自出机杼，风格独特。在运笔行笔上，起笔藏锋回护，行笔圆润充实，收笔或戛然而止，或轻顿缓提；在用墨上，以浓湿为主，饱墨铺毫，有时墨尽笔枯，亦添苍莽朴拙之趣；在字体结构上，吸收秦小篆的特点，字形稍长，以纵取势，上部相对紧密，下部疏朗，垂笔左右微张；在文字布局上，疏密有致，避让得宜，茂密处与空白处多相呼应，在整体上形成雄强浑厚、恣肆老辣的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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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读百汉碑，曾抱十石鼓。纵入今人眼，输却万万古。”尽管吴昌硕数十年临池不辍，书法艺术到达极高的水平，但他始终没有停止创新的脚步。他独出心裁地将金文和刻石书体融入篆书创作，形成独特的金石书法。他还把封泥、砖瓦等特点，尤其是篆刻刀法、绘画用笔，自然地融入他所写的石鼓文中，以追求变化多样、古拙朴实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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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吴昌硕常集石鼓文字为联，在诸多的传世作品中可以看出，其书法已脱去临本原貌，人书俱老，风格成熟，金石味极浓。此时，他的石鼓文不再拘泥于古人的谨严秩序，而是自己在写，写出一种对艺术自由和生命活力的强调与回归。这个时候，他的篆隶楷行草均能互相渗融，形成独特的趣味，不断地丰富个人书风。
“漂流百战偶然存，独立千载谁与友？”石鼓文虽然出土千余年，历代诗人咏叹不绝，但直到近代，在吴昌硕的研习与提倡下，才真正受到书家的青睐与推崇。可以说，先是石鼓文成就了吴昌硕，而后又是吴昌硕成就了石鼓文。苏东坡在《石鼓歌》中问：“独立千载谁与友？”毫无疑问，这个人就是吴昌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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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大写意之大
中国历来便有“书画同源”之说，行笔和用墨是中国书画的共同特色，元代赵孟頫、明代徐渭、清代石涛等人，皆探索并试验以书入画，书法化为画法。吴昌硕的绘画成就也得益于书法，他曾说：“我生平得力之处，在于能以作书之法作画。”除此之外，精通传统文化的吴昌硕，在绘画上取各家之长，“书画篆刻，供一炉冶”，所作花鸟、山水、人物都力求新颖，意境幽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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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说，吴昌硕是“传统文人画的收尾，近现代中国画的开端”。自19世纪中叶起，上海成为中国绘画重镇，据杨逸《海上墨林》记载，清末上海画家多达500人，可见当时之盛况。对于这些画家来说，绘画不仅是笔墨清玩，也是现实的谋生技艺，在继承文人画传统的同时，他们吸取了民间绘画中有益元素。与此同时，这些画家们还接纳来自西方的文明成果，培育新的审美观念，从而形成在中国画坛举足轻重的“海上画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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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昌硕是“海上画派”后期的代表性人物，特别是其“花鸟大写意”绘画，表现出具有强烈时代感的“自然之趣”，对民国以后中国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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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昌硕学画起步较晚，他自己曾说：“三十始学诗，五十始学画。”但从史料来看，吴昌硕30岁时就在故乡浙江安吉师从潘芝畦学习画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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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昌硕真正关注绘画应该是从结识另一位重量级“海派”画家—任伯年开始的。1883年，他在上海等候轮船时结识任伯年，两人一见如故。任伯年曾多次为他作像，如《芜青亭长四十岁小像》《酸寒尉像》《饥看天图》等。举家迁往上海后，吴昌硕时常向任伯年学习、探讨绘画，“昌硕初作画，每就正于伯年，故道及辄称伯年先生”。任伯年曾对他说：“子工书，不妨以篆籀写花，草书作干，变化贯通，不难其奥诀也。”这给了吴昌硕极大的启发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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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任伯年、蒲华等人学画的同时，吴昌硕也非常注重学习借鉴前人，特别是明清写意派画家陈淳、徐渭、八大山人、石涛、扬州八怪、吴让之、赵之谦等人。直至60岁以后，吴昌硕的画风个性凸显，主张“古人为宾我为主”，化古为今，化人为己，正如其《论画》诗所说：“画当出己意，摹仿坠尘垢。即使能似之，已落古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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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65岁至80余岁，吴昌硕的绘画以“苦铁画气不画形”“不似之似聊象形”为宗旨，天然率真又气势凌然，绘画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登上其艺术生涯的巅峰。吴昌硕的大器晚成并非偶然，厚积薄发的他以印为先导，以书铸风骨，以诗开境界，将诗书画印冶于一炉，造就了独特的“大写意花鸟”，成为一代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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