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新：让语言依据内容的形迹自然地流动
https://q3.itc.cn/q_70/images03/20240904/76a99eb7db3b4cbd884cd11a5781c850.png吕新：中国当代先锋文学代表作家之一，1963年出生，山西雁北人，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86年开始发表小说，著有小说多部，主要作品有《抚摸》《草青》《成为往事》《阮郎归》《白杨木的春天》《掩面》《下弦月》等，有《吕新作品系列》（20卷）出版。中篇小说《白杨木的春天》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长篇小说《下弦月》获首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第六届花城文学奖·杰出作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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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新给《文化艺术报》读者的题词
文化艺术报：您耗时8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深山》，在《十月》杂志发表后引起广泛关注。这部长篇依然延续了您的先锋气脉，写作时，您会不会有意追求一种您认为最能体现您风格的创作手法？
吕新：还是一种相对自然的状态，也并没有多么刻意地去追求或坚持什么，因为它的内容自有其特殊性，你要有什么意图或想法，也得根据内容而定，或者根据具体情况作一些变化，不能强行去做什么，要不然势必会出现那种水一半油一半的情况。一切强行去做的事情，不仅没有任何意义，而且最终都会结出各种恶果，不过在语言上还是尽可能地依自己的习惯去写，尽量寻找自己喜欢的语言，包括语言的腔调、语气、声音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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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艺术报：批评家黄德海指出《深山》的人物和情节都很真实，反映了您的农村生活经验。写作时间久了，这种生活经验会不会写完了，如何再生这种生活经验？
吕新：一定存在生活经验越用越少的情况，因为任何东西也不是无限的，但是这种使用或者消耗，比起现实生活给予我们的，还是供大于产的，尤其是在一个人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整个生活给予你的，那真是太多太多了，常会给人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感觉，感觉一生都用不完。你写能写多少，而从小到老来自现实生活的种种无限的赠予，比你缸里的米面，比你账户上的数字，比一个人表面上的以及实际上的财产多多了。某个特定时期的经验会随着使用减少，不过只要你一生都放不下它，同时期的另一些东西还会增加，甚至变得密集起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好像又不是煤炭石油或天然气一类的耗材，而恰恰是一种由理性和情感看管保护的东西，你知道它还剩下多少，你可能也不知道。
文化艺术报：《深山》书写了深藏太行山壑里的生命群像，可否谈谈写作这部长篇的初衷？
吕新：《深山》不是太行山，更不是吕梁山，而是比这两个地方更北更远的地方，时至今日，更像一种无限苍茫的记忆或梦境。如果不写下这些，若干年后，可能会更加夜不能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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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艺术报：您的小说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语言，《深山》的语言诗一样纯净、清新，有您鲜明的语言风格，这是否和您早期写过诗有关？
吕新：可能应该多少有点关系。写作这么多年，没有一天能离开语言。我个人比较厌恶现成的陈词滥调，更不希望在语言上面偷懒，图省事，随大流。我对于所谓风格一类的其实并不在意，那不重要，但是你写作怎么能不使用自己的语言，一定要用，即使不能用，也会想办法抵抗一下，毁坏一下一些现成的平庸至极的东西。别人怎么用，如何行文，怎样表达，怎样表现，无权干涉，也没必要说三道四，但是自己的东西可以自己做主。写作有什么自由，就这点自由，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不去做，和所有人说着一样的话、冒着一样的泡、造着一样的句子，那还写什么，有什么好写的，有什么可写的！
文化艺术报：在上海国际文学周《深山》新书分享会上，《收获》杂志编辑走走用您和金宇澄的往事切入，点明您深沉的文字风格，这一点很有趣。金宇澄三十年前写您的文章，让人怀念那个美好的文学时代，今天，还会有文学编辑上门约稿吗？
吕新：现在上门的少了。以前大多是写信，打电话，再后来通讯发达，就更简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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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艺术报：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山西曾因“山药蛋派”“文学晋军”奠定了自身文学地位。您的写作，从一开始就没有受过“山药蛋派”的影响，更接近南方作家的气质？
吕新：年轻时，好像什么都不懂，不懂得什么叫传统，也没想过南方北方，只知道蒙头蒙脑地瞎写，就那么写着写着，一抬头，发现很多年已经过去了。
文化艺术报：批评家吴义勤说：“吕新具有真正的先锋，具有深厚的本土体验和文化体验，是真正具有文学意义的作家。小说曾一次又一次带给我致命的诱惑，并获得顿悟与力量。”《深山》再现的“致命的诱惑”会不会再次引发读者对先锋文学的热度？
吕新：大概不会吧。
文化艺术报：这些年，您的主要精力都在长篇小说，《深山》是您的第几部长篇？
吕新：第十部吧。其实中短篇也很耗人费时的，认真地写，严苛地写，一年时间也写不了几个。
文化艺术报：苏童说写短篇小说是为他自己写，写长篇是为苏童写，您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吕新：我倒没有那种明显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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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艺术报：您的多部长篇中，您最满意哪一部？
吕新：长篇小说——除非你真的是游戏之作，就像有的人说的那样，写着玩的，只是玩玩，那另当别论——只要是耗费心血，认真严苛地写出来的，其实每一部都寄托了你不同的情感、不同时期的思想以及审美，而具体到对于某一个文本的喜爱程度，又各有不同，更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让它们一定要分出高下，决出雌雄，所以很多人才会说最满意的可能是还没有写出来的下一个。我的几个长篇，《成为往事》好吗，《阮郎归》不好吗，《下弦月》好吗，《掩面》不好吗，《深山》好吗，《草青》不好吗，实在无法也不应该给它们排出序列来，排序是不厚道的。当然也有可能，最满意的那个还没有到来，还在路上甚至还没有出发。
文化艺术报：您很早就成名，这么多年来，您觉得自己在创作和生活中有哪些得失？
吕新：一个人，一生做一件事，做很多事，一定会有所得失，一生什么也不做，照样还会有所得失，所以，这也应该是人生的常态。只得不失，或者只进不出，是违背道法、违反自然规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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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艺术报：您那一批先锋作家，现在依然坚持先锋创作的似乎只有您和孙甘露、残雪几个了，您有没有动摇过？
吕新：我觉得实际上应该并不存在动摇或者不动摇这样的问题，也根本不存在坚持或者放弃的问题，你要动，你要摇，你要往哪动呢。一个人写作，最初是什么样子的，中间怎样，后来又怎样，情况各不相同。至少对我来说，从始至终只有一个问题，写什么，如何写，或者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除此之外再不存在其他问题。变化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内心、情感、审美，都在变化，当然肯定还包括语言与文风的变化。人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变化，有的能够及时地觉察到，有时不易觉察，很久以后才能发现。年轻时喜欢的某类东西，中年以后还能继续喜欢吗，很难了，如果一直一以贯之，是不是有问题，说明这个人并没有任何成长和变化。
文化艺术报：您最早是写诗的，后来为何放弃了写诗？
吕新：本来也是瞎写，稀里糊涂地瞎看，瞎写，从来也不知诗为何物，后来好像不知为什么突然就不怎么喜欢了，是不是感觉那种载体还是很有限的，不能把想要表达的东西很好很详尽地表现出来，总不能一首接一首地写叙事诗吧，也不可能有人就给你发表那种东西，显然走不下去。上世纪八十年代，发表一首小诗都很不容易，怎么敢指望长的，而且还是叙事的。叙事诗感觉像诗歌界里的牛车。另外，人年轻的时候可以咦呀啊呀地抒情，到了四五十岁五六十岁，还能那么干吗？诗，写诗的各种人，各种人的各种状态，还有掌管诗歌发表的人，诗的各种阵地、载体，各种的因素和原因，让我决定远离这些东西，而所有那些也不再能够吸引我。要叙述，要叙事，只有小说才能承担这个重任，才能容纳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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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艺术报：您是从什么时候喜欢上文学的，家人支持吗？
吕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个时候喜欢文学的人可以说非常多，随便一个人，都有可能是文学的信徒。我认识一个朋友，视他为兄长，他是机关里的干部，好像还是办公室主任。我记得特别清楚，1984年还是1985年，有一次在他家里吃饭，他带我去另一个屋里，他掏出钥匙打开一个半大的木箱子，然后揭开盖子让我看，我看见里面全是书，最上面一层赫然放着《百年孤独》等几本书，使我感到惊骇，应该还有几本别的，忘了是什么，只记住那本《百年孤独》。那时候我还没有看过《百年孤独》，那也是我第一次看到那本书，他看过没有，我不知道，忘了问。还有一个朋友在一个偏远的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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