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莫斯科中大乱象，王明如何打击瞿秋白，成功攫取政治资本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1928年9月17日，根据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的提议，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就“孙逸仙中国劳动者大学更名问题”召开会议，
决定：
将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部同孙逸仙大学合并，合并后的学校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劳大”或“中大”。
1、更名后的“中大”乱象
中山大学自1925年成立以来，一直存在着管理体制不顺的问题。就教育体制而言，它属于苏联政府教育部所管辖；就党的系统而言，中山大学党员支部局则属俄共莫斯科市党委下属的一个区委所管辖；就性质而言，它是中共所办的干部学校，因此又要受共产国际中国部指导；同时学生多数是中共党员，因而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也有权过问其事务。
更名后的“中大”，情况复杂一如既往，学生派别纠纷又有了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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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因“江浙同乡会”问题而引起的矛盾依然存在，另一方面又出现了所谓“工人反对派”与王明等人的对立。
大革命失败后，为了在国民党的反动下保存革命力量，中共有计划地将一批大革命时期的工人骨干送往莫斯科学习。这批工人到中山大学以后，使中大的派别斗争出现了新的变化。
他们具有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对有米夫做靠山、控制着中大党支部局的王明等人自以为是、脱离革命实际却又喜欢夸夸其谈甚为反感。
他们中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李剑如、余笃三、吴福海。如何对待这批工人出身的学生，王明等人也感到头痛。
工人学生对以米夫为校长的校方管理不满（主要存在教学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翻译少，设备不完善等问题），提出反对官僚主义；王明等人则拥护米夫，反对这一提法。
于是，支持王明的少数派与广大学生形成的多数派不时发生对立和斗争。
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瞿秋白、张国焘为此到中大发表讲话，表示支持多数派的意见，但王明等人有米夫做靠山，根本不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放在眼里。
大约在1928年9月，瞿秋白向共产国际东方地区书记处书记库西宁建议，由鲍罗廷代替米夫担任中大校长。张国焘也向库西宁提出，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和中大校长由米夫一人兼任，并不合适。
因为，共产国际东方部负有指导中共的任务，而中大校长则免不了要参与中共内部的事务，这样对指导整个中国革命不利。
与此同时，米夫也提出了解除其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或中大的工作问题。
9月21日，联共（布）中央书记处成立了以季曼施泰因为首的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情况调查委员会，对中大的派别纠纷问题进行调查。经过调查，该委员会提出了解决问题的调研报告。12月21日，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决定在交换意见的基础上修改委员会提出的决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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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月7日，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召开会议，决定：
彻底根除学生中的集团纠纷和斗争因素，在学生中建立同志式的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团结。责成学校领导人（校长和支部局）》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贯彻执行这个指示。
1929年2月，中共代表团收到中共中央政治局来信，信中对被派回国的中大学生状况很不满意，说他们：
“能工作的人很少…只是表面上熟悉理论，实际上对党的组织问题、工会运动问题等什么也不了解。”
并要中共代表团对中大学生情况进行调查。
于是从4月开始，瞿秋白率中共代表团对中大情况展开调查，并就调查的情况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写了一封长信。
信中毫不客气地指出：
学校里的长期混乱状态和不能令人满意的学生之间的关系，都是早已存在的不足之处，至今还未能根除。
同时经过调查，6月1日中共代表团就中大问题写出书面报告，提出改造中大的具体意见。
但是，瞿秋白等人的调查，被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支部局说成是“秘密调查”。
2、“中大”内的斗争
中大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就是在每学年结束之前进行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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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夏天，中大暑期前夕的工作总结大会与往年有所不同。这是一次经过精心策划后召开的工作总结大会，目的是要让它成为打击中共代表团和“工人反对派”的一次机会。大会一连开了十天，被称为“十天大会”。
“那是狂风暴雨、一片混乱和蓄意拆台的十天”。
瞿秋白对会议组织者的阴谋意图有所觉察，在会议召开前，他召集中共代表团会议，要求代表团成员对中大问题采取一致的态度和立场。他自己婉言谢绝中大支部局的邀请，而派张国焘出席会议，并要求他按照代表团一致同意的观点发表意见。
在大会上，张国焘发表讲话，对中大支部局提出批评，表示支持多数同学的意见，反对无原则的争论，同时批驳了支部局对中共代表团的指责和非难。
当然，张国焘的发言，对中大宗派小集团并不能产生任何威慑作用。
但这一番经历，却使张国焘认识到，中大的问题仿佛是一个泥潭，中共代表团陷入其中难以自拔。他预见到这样下去不会有好的结果。为了尽早脱离这个斗争旋涡，以免惹火烧身，他借口需要深造，到列宁学院当旁听生去了，把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丢给了瞿秋白和其他同志。
虽然中大的问题令瞿秋白身心俱疲，但他不能像张国焘那样一溜了之，他是代表团团长，他得坚守岗位。这期间，他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流露出了摆脱当前处境的愿望。6月15日，也就是“十天大会”前后，瞿秋白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
瞿秋白在这封信中，对中大一直存在的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教学方法和教材问题、积怨甚深的派别问题等忧心忡忡，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他那种无可奈何的心情以及心中萌生的退意。
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形下，瞿秋白也没有放弃对改革中大教育问题的关注和关心。
11月，瞿秋白专门就中大问题给联共（布)中央写信，从信件可以看出，瞿秋白对中大以前的工作不满到了有些愤怒的程度。而他那一心要矫正留俄学生教育工作的执著劲头，不可避免地使他与米夫以及在中大早已形成的王明宗派小集团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
3、苏联“清党”中的“中大”冲突
共产国际六大以后，联共（布）党内斯大林与布哈林的分歧变成了公开冲突。
1929年秋，联共（布）在全国掀起了“清党”运动。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全体中共党员作为联共（布）党员，也在“清党”之列。
按照中大“清党”委员会的部署，中大的“清党”分为三个阶段，搞人人过关，结果严重扩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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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过关”的方法，即先由各个基层党小组召开会议，对本组的每一个党员进行检查和揭发，如果认为某人有问题，就由清党委员会负责进行更加严厉的审查，清党委员会既不核对事实，也不进行调查研究，便根据所揭发的问题，作出结论，认为某人是不符合党员条件的，就宣布开除党籍或给予警告处分。
这种人人过关、简单粗暴的“清党”方法，为学校当局和王明教条宗派的人清除异己创造了方便条件。
一大批同志尤其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团员，遭到严厉的审查和迫害。他们或是被秘密枪决，或是被速捕流放，或是被开除党籍。
在这场大清洗中，瞿秋白及中共代表团受到来势汹猛的冲击，他们成为主要的被打击和诬陷迫害的目标。
当莫斯科“清党”运动开始后，王明虽然已于3月被米夫派回中国，但是尚在莫斯科的王明一派的人感到，这是拔除中共代表团这颗钉子的好时机。
他们兴高采烈地收集和捏造瞿秋白以及中共代表团的“幕后活动的材料”，把代表团成员自从中共六大以来的各种讲话和文件，逐字逐句地加以审查，找出可以攻击之点，作为瞿秋白和中共代表团的罪状。
据盛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中回忆，还在中大召开第一次“清党”大会上，他就在早已准备好的发言中，对瞿秋白等人进行了攻击和诽谤。
这些所谓证据实际上是别有用心的蓄意捏造。
在中大学习的代表团成员的家属也遭到了打击和迫害。当时在中大特别班学习的杨之华也受到严厉处分，只因照顾到瞿秋白的面子，才没有开除她的党籍。陆定一的爱人唐仪贞，因“反对支部局”被开除团籍。
中大学生瞿景白（瞿秋白的三弟）由于对“清党”运动的做法表示不满，年轻气盛的他在一次大会上，当场将自己的联共党员证退给学校党组织，以示抗议。结果，当天他就神秘“失踪”。这件事对瞿秋白打击很大，政治阅历深厚的他心知肚明，弟弟一定是被苏联保安机关枪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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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对他刺激很大。
4、“中大”乱象与被撤销
中大“清党”问题陷入越理越乱的恶性循环，被处分的中共党员和团员纷纷向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提出申诉。
11月6日，联共（布)中央书记处成立了以基萨诺娃为首的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情况调查委员会。
该委员会经过20多天的调查，形成了一份致联共（布）中央书记处的《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情况调查委员会报告》。
调查报告的结论是：
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现状是极其不能令人满意的，根本不能保证学校完成为中共培养布尔什维克式干部的任务。
对于以基萨诺娃为首的中大情况调查委员会提供的报告，瞿秋白非常赞同。
12月30日，他给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库西宁写了一封信，此信内容与11月写给联共（布）中央的信基本相同。
但信中提出：
如果要拯救像在中央一个委员会的报告中和在基萨诺娃同志在政治书记处会议上的报告中所谈到的那“很大一部分同原领导决裂的优秀分子”，如果要拯救他们，如果要消灭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托派集团，那就极有必要让原领导公开承认基萨诺娃同志在报告中所指出的那些错误和工作中的不足。
中大“清党”时的校长是威格尔，信中所提的“原领导”则是米夫。
瞿秋白对米夫以及以前他主持的中大工作这样毫不留情的指责和要求责任追究，无疑要激怒米夫。
同样，米夫也不放过打击瞿秋白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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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主持中大清党工作的监察委员报告说：
在中大学生中，长期存在着一个托洛茨基的小组织。中共代表团对此一直采取放任态度。
报告还说，有材料证明，中国学生中的不可靠分子，与其他代表来往较少，与瞿秋白来往较多。米夫借此将瞿秋白视为应对中大学生派别活动和托派事件负主要责任的人。
中大管理体制不顺，学生派别纠纷不断，问题积重难返。
到1930年4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撤销这所大学。
为此专门成立了由基萨诺娃等人组成的撤校工作委员会。
4月2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召开处务委员会会议，讨论中大撤销后的有关善后工作，其中包括中大原有的中国问题研究所、图书馆、出版社等清理、移交和归属问题，瞿秋白被会议指定为处理中大撤销后的图书移交工作人员之一。
中大虽然撤销了，然而它带给瞿秋白的烦恼、痛苦和打击并没有结束。
5、张国焘的倒戈一击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处理“中大”问题上其内部意见并非完全一致，张国焘甩手而去，加之其他意见分歧，情况传到国内。
1929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特别会议。
会上在讨论中共代表团问题时，关向应认为，在解决中大学生问题上，瞿秋白和张国焘素“各有自己独特的见解。结果暴露出在我们代表团内部存在两条不同的路线，影响了所有学生并造成不好的印象”。项英认为，“为防止代表团达不成一致意见”，必须赋予派去的人具有解决问题和履行改组中共代表团职责的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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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瞿秋白、邓中夏、陆定一等人于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坚持原则，坚持工作，并继续与米夫等人的不正派活动进行斗争时，张国焘却看风使舵，不仅不是如他自己所言对中大斗争“不再过问”，而是反戈一击，倒向米夫、王明一派。
这为他出来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下，能够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首脑人物赚取了政治“资本”。
1930年4月17日，张国焘就中大“清党”问题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和国际监察委员会写信。
在这封信中，张国焘对瞿秋白以中共代表团的名义发表《关于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问题的声明》，表示“总的来说是赞成的”，但是该声明的缺点是只谈中大内部问题，“而没有提及与此有关的外部问题”。
对于瞿秋白、邓中夏在中大清党会议上的讲话，张国焘提出尖锐批评，认为讲话没有考虑到他的立场，而他与中共代表团的多数人是有分歧的：
第一，他认为瞿秋白、邓中夏在中大讲话中对“与富农结盟”问题的认识是错误的，这种错误导致了中国学生对富农作用的认识模糊不清；
第二，他认为瞿秋白、邓中夏在讲话中没有指出鲍罗廷于1929年4月在中国问题研究所作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报告中所表现出来的机会主义错误以及拉拢一批中国同志的企图，没有提醒中国学生今后不要追随鲍罗廷同志的错误领导；
第三，他认为瞿秋白、邓中夏在讲话中没有充分揭露阿拉金、韦利霍夫小集团是反对支部局的，没有明确号召阿拉金小集团的同志们认识和改正他们的错误；
第四，他认为瞿秋白、邓中夏在讲话中没有指出1929年7月中大学生“十天大会”作出的决议是正确的，在会后也没有十分积极地支持支部局贯彻执行大会的决议，而认为支部局的路线是“实践中的机会主义”路线，这使他们的错误变得更为严重，表现为搞派别活动并在客观上为托派所利用。
张国焘的反戈一击，使瞿秋白“腹背受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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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清党委员会支持米夫、王明一派的人，把矛头指向中共代表团和瞿秋白，既指责瞿秋白是中大托派小组织的后台，又要他承担对李剑如、余笃三的所谓“派别活动”的责任；另一方面张国焘如此调转枪口，反戈一击，在信中提出的那些居心非善的批评，使瞿秋白既感到烦恼和无聊，又令他措手不及。
6、米夫与王明的得逞
1930年4月，周恩来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派，途经德国等到达莫斯科，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参加讨论中国革命问题，解决中共中央与远东局的矛盾，处理中共代表团因解决“中大”派别斗争问题而与共产国际发生的分歧等问题。
6月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召开会议，这次会议决定：
坚决谴责中共代表团成员对待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派别斗争的行为方式，并建议中共中央更新其代表团必要数量的成员，新的任命应与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商定。
成立由米夫、莫斯克文、格克尔特、安加雷蒂斯和基萨诺娃同志组成的委员会提出论证上述决定的理由。
真不知瞿秋白当时听后作何感想，打击他和中共代表团，还要堂而皇之地找理由进行论证，以便使他和其他被打击的人口服心服，也真算是做到“仁至义尽”了。
经过20多天的论证，米夫等人终于在6月28日拿出了论证的建议。
这一天，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再次召开会议，决定“原则上通过关于中国代表团在处理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小集团斗争时活动问题的决议草案”。
经库西宁定稿后，便形成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关于中共代表团在处理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派别斗争时的活动问题的决议》。
共产国际的决议“终止”了瞿秋白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职务和身份，也使他与米夫之间的冲突有了即使是不公正但也不能不面对的胜负结果。
瞿秋白后来在牺牲前回忆这一段不愉快的经历时，写道：
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前称孙中山大学）的学生中间发生非常剧烈的斗争。我向来没有知人之明，只想弥缝缓和这些斗争，觉得互相攻讦批评的许多同志都是好的，听他们所说的事情却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夸大事实，作为“打倒”对方的理由。
因此，我就站在调和的立场。这使得那里的党部认为我恰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结果，撤销了我的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的职务，准备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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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8月，瞿秋白受共产国际委派，与周恩来一起回国，准备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8月初，他与周恩来一起离开莫斯科，取道欧洲回国。
瞿秋白离开了莫斯科，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逃离米夫对他的继续打击。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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