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奇同志跻身核心层的历史背景
少奇同志能力超群，在华北很快打开局面，而且成绩显著。本来让大家心里没有底的华北局势一下活了，不仅如此，原华北局同志在他带领下似乎脱胎换骨了，个个能力倍增！这就是一个顶级组织者的影响力，这就是一个优秀操盘手的掌控水平！王明刚回国，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他感觉自己是代表第三国际回来的，是来指导国共合作的，他想大干一场！
很少有人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即使能转变，也需要一个漫长的心理重建过程。王明不，他从左倾冒险到右倾投降只跨了一脚就完成了，而且几乎是一夜完成的！
但他在延安很快发现今非昔比，他的那一套已经不太好使了！他身后第三国际光环似乎也失去应有的影响力！
他找过张闻天。张闻天爱搭不理的。他能理解，因为他认为张闻天本质就是书生子
他找过博古。博古劝他认清形势，服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一起踏踏实实把工作做好。这他也能理解，毕竟博古与他无话不说。
他找过康生。康生答非所问。后面几次竟然避而不见。王明想起康生在苏联曾经当众领头振臂高呼“王明同志万岁”，不由得恨得牙齿痒痒的！
1938年9月29日，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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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参加了会议，而且当选为主席团成员，但他明显感到了莫大压力，因为会议明确提出纠正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而且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
王明心里一百个不舒服：就现在这个状况，离开苏联的支持能干成什么事？还中国化呢！
王明没有死心，他申请将自己原来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重序再版，作为延安各级学校的党史教材。
1938年11月，少奇同志来到中原局。这时候的少奇同志犹如开挂一般，中原形势立马呈现一片欣欣向荣！
当时间来到1940年，少奇同志和同志们深入华中敌后，开辟了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
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遵义会议只解决了军事路线，但因为时间与条件限制，没能解决路线问题，也就是说没有从思想上、组织上根本解决问题。
1940年12月4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
主席在这次大会上指出：“在苏维埃时期，最初实行打倒一切，到六大时纠正了。但到后期，又是打倒一切。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大。遵义会议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
接下来，王明、博古、康生、陈云、张闻天等同志先后发言，有人不同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
主席点燃一根烟，陷入深深沉思，他意识到要让所有同志接受正确的思想还需要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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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在接下来的9个月时间内重点做了两件事：一是成立中央高干学习会，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总结中国革命经验和教训；二是编辑《六大以来》，将中共“六大”以来的文件汇编成册，供大家学习。
胡乔木后来回忆说：“现在把这些文件编出来，说那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有了可靠的根据。有的人就哑口无言了。”
1941年9月，“9月会议”召开。
会议主要深刻检讨我党历史教训，特别是土地革命时期的路线问题以及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中共中央领导所犯错误性质的问题。
在事实面前，张闻天、王稼祥、博古、任弼时、陈云等人作了坦诚的自我批评。
陈云说：现在检查起来，刘少奇同志是代表了过去十年来的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有些干部位置摆得不适当，要正位，如刘少奇同志将来的地位要提高。
任弼时说：我党的毛主席、刘少奇同志能够根据实际情形来工作，所以犯主观主义少些。
康生则反思自己在白区工作时与刘少奇的分歧，承认自己错了。
王明先后作了两次发言，拒不承认自己有错误。他当面将责任全推给了博古和张闻天；同时批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太左，“这不太好”。
主席综合大家意见，在总结中认为少奇同志“是很好的与很老的群众领袖”、“代表正确方向的领袖”。
在当时抗日新形势下，主席需要一个具有深厚理论功底、丰富实践经验、对党忠诚的同志来协助工作。少奇同志符合所有条件，且一直代表正确方向。
1941年10月3日，会议还没有结束。主席给少奇发了一份电报：“中央决定你来延安一次，谅已收到电报，希望你能参加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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