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军抗战，不乏少数民族将士，第7战区军官近40人，最大的授中将
（一）四川各民族的捐献活动抗战时期和各地民众一样，四川少数民族也尽其所能，以捐资捐物的形式贡献于民族抗战。有的农民拍卖传世宝物、妇女变卖首饰嫁奁为抗日作捐献。
1938年，黑水藏族捐献白银1300两、鹿茸一架、麝香50两、豹皮3张、金丝猴皮10张、虫草50斤、贝母50斤。
1939年7月7日，叙永县回民成立回教抗日救国促进会，规定每年七七抗战纪念日在清真寺集会，为抗战胜利和抗战阵亡将士祈祷，并号召回民开展支援抗战的献金活动。整个抗战时期，叙永县回民共捐献谷米近1万石，法币1万元左右。该会还规定，回民每宰一头牛，均将牛头捐献出来，自1939年至1945年，该县回民共献牛头5100只。1940年，回教救国协会重庆分会向回民募得寒衣捐款400元（法币）。
懋功（小金）县回、汉、藏族群众成立献金委员会，进行抗日募捐，将募得资金1万元汇至省府，并派代表到省府献旗。
1941年，黑水藏族头人苏永和（多吉巴桑）、高阳平（贡噶阳平）向国民政府献金2000元。1942年苏永和又派管家塔尔平等赴渝献银币2000元，以示赤诚效忠抗战之意。国民政府授予“五等云麾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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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秀山县各族人民捐款近5万元。四川第十六行政督察区（今阿坝州）掀起的劳军献金运动中，懋功（小金）、理番（理县）藏族一次献金就多达4.6万元。
1944年，茂县各族人民为抗战献金募捐国币2.25万元。城南马良坪村30多户羌民，户户捐款，一次募捐多的捐银圆30元，少的2圆。
1945年3月，木里藏民慰问滇西抗战将士，一次捐赠银洋2000余万元。
（二）抗战中的民众扶助活动
早在1935～1936年红军在川西少数民族地区活动时，各少数民族就以各种可能的方式支持北上抗日的红军，特别是红军北上时当地少数民族接收了很多无法随军行动的红军伤病员，仅甘孜炉霍一县就有100多名，有力地支持了红军北上抗日。
全面抗战时期，茂县羌汉群众还组织“代耕队”，为出征抗日战士的家属耕种土地。
在日机对四川狂轰滥炸时，各地回民全力投入救灾。重庆、成都、彭县、隆昌县等许多地方回协分支会还组成战时服务队、救济队开展掩护和救助工作。彭县回民战时服务队有回族青年30余人，自备服装，经过防空训练，日机空袭时，扶老携幼，疏散群众，维护秩序，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隆昌县回民战时服务队1942年成立，由21名回族群众组成，马歧周任队长，受驻隆昌县作战部队的指挥、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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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抗战后方交通建设中的少数民族
抗战期间，四川是主要的后方基地。建设后方基地、开发四川经济成为坚持抗战的重要条件。由于缺乏足够的机械设备，四川抗战时期的交通建设是依靠大量人力来实现的，尤其是这些公路、机场经过或所在地区的少数民族，常年生活在这些大山中的各族人民以自己的艰辛劳动为抗战后方的交通建设贡献了自己能够贡献的最大力量。
1938年至1939年，西昌修建小庙机场，动员当地彝、回、汉民工5000多人参加。1940年至1942年，修建秀山机场，仅开工即征调民工1.1万多人，最多时达3万人左右，多数为土家族、苗族同胞。1940年起，国民政府先后修建康定银官寨、甘孜、理塘三处应急备用机场，从事土石作业的民工主要为当地藏族同胞。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志愿飞行队（后改编为美国空军第14大队）来华对日作战，国民政府先后在四川修筑机场33处，其中多处位于少数民族地区，各族同胞为机场施工提供了主要劳动力。
1939年粤汉铁路为日军切断，1940年日军封锁东南沿海，滇缅公路成为中国南方国际运输的主要路线。为连接云南和四川，方便国际援华抗战物资的运入，国民政府交通部奉令修建川滇西公路（乐西公路和西祥公路）。乐西公路第一期工程先后征调民工约14万人，其中包括当时称为“罗罗”（或“倮倮”）的彝族，西祥公路筑路的彝工几乎占筑路民工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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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同胞出工不计较报酬，有的路段彝族民工自带食粮，仅由公家酌酬酒浆，这跟彝族的传统生活方式和当地社会结构有关，但客观上来说，彝族同胞是为抗战筑路作出了巨大奉献的。此外，川湘公路是连接四川和湘西前线的主要运输线路，这条公路的秀山一段也凝聚了四川土家族、苗族民工的血汗，“民工自带口粮、被盖、锄头、撮箕、蓑衣、斗笠等，宿营工地，夙夜突击”，“有的地段和工地，竟至火把月光，霜晨残月，坚持十多个小时的劳作”。
1942年5月，日军切断滇缅公路，中国抗战物资补充多靠中印空运线，即著名的驼峰航线。同时，国民政府在传统马帮运输路线的基础上开通“康藏印驿运线”，由川、康、滇、藏的藏族同胞以马帮方式经营，弥补空运的不足，其中最著名的是邦达昌家族，为抗战作出了很大贡献。这条线路，从印度的噶伦堡经西藏的亚东、江孜、拉萨到达康定，全程5002里，单程通常需要4至8个月。
这条运输线地处高原，气候严寒，一路山河交错，地势险峻，环境恶劣，一般人员与马匹均很难适应这种自然环境。藏族民众利用走马帮时积累的经验，在抗日战争时期毫不间断地、坚忍不拔地进行着物资运输。据统计，抗战期间，康藏印驿运线上经常有驮马3万来头往返，每月由印度运出物资约4000驮，合240吨。这条驿运线每年可以运输物资约3000吨，对西南人民的经济生活与战略物资的进出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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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少数民族从军
1937年，回教救国协会四川省分会在四川各地选送50多位回族青年进入广西中央军校六分校，编入第16期6总队2大队（回民大队），先后在柳州、桂林学习、训练两年，毕业后分配到全国各地部队任职，大多开赴前线与日军作战。
1939年，松潘回族青年马广钧等十数人，到重庆投军报国。在此之前，松潘回族青年如马炎、蓝全玉等数人已先后从军。
1942年之前，国民政府并没有积极动员青年学生参军。1942年，国民政府颁布新的《兵役法》，将学生、公务员纳入服兵役的范围。为配合新《兵役法》的推行，国民政府通过宣传鼓动青年学生志愿从军。1944年以后，青年学生从军成为国民党推动的一项社会运动，各地组建青年军，加强军事训练，四川的部分青年军直接参与了缅甸和云南的对日作战，这其中就包括来自少数民族地区的知识青年。
1943年，羌族青年周登富、郭得高等人在茂县报名应征，通过集训，转赴缅甸战场。在缅甸抗日的中国远征军中，有不少四川回民，有一批是从松潘从军入缅的。西昌回民自清代以来就有跑缅甸经商的传统，不少人对缅甸的语言、地理、风土人情较为熟悉，其中一些参加了中国远征军入缅后，有的做翻译，有的在对日军作战中阵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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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昌，回族饶氏兄弟（饶绪镇、饶绪道）发起“朋友从军”活动，发表《告宁属青年朋友书》，号召各族爱国青年朋友携手从军，并肩抗日，响应者甚众，宁属各族青年自愿报名的有426人，其中会理彝族青年王兆祥等4人尚不足16岁，靖边司令部代司令孙仿（彝族）之子孙学孟、孙学固兄弟报名从军，靖边部驻西昌办事处主任邓海泉也送子邓显亲（母为藏族）报名。
据1945年1至2月西康省征集委员会报送全国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委员会的电文统计，西康省在知识青年从军中共输送体检合格青年891名，党团送训干部9名，共计900名。
（五）少数民族抗战代表人物
抗战民族运动最终要落实到个体的具体行动。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全民参与的战争，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年龄的人们在不同战线上奋斗、牺牲，为中华民族最终赢得胜利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这其中，有的留下的姓名，有的默默无闻，但不论有名无名，不论力量大小，都是抗战民族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这里所整理的既是抗战民族运动中很小的部分，甚至也是四川少数民族中很小的一部分。
社会活动人士格桑泽仁（1905～1946），汉名王天华，雅州巴安司人，中华民国政治活动家，“巴安三杰”之一。1931年，以康藏代表身份通电全国，“敬希政府，正式宣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并表示西康10余万同胞愿为抗战贡献自己的力量。作《新康藏歌》一首，加以鼓动。
1938年，格桑泽仁联合在重庆的康藏知名人士青攘呼图克图、刘曼卿等人发起组织“康藏民众抗敌赴难宣传团”“西康民众慰劳前线将士代表团”，赴各大战区慰劳宣传，举行慰劳前线官兵的活动，并将在藏区募捐的金银、首饰、钱币、氆氇等献给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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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格桑泽仁在重庆向周恩来副主席敬献锦旗和哈达，向正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八路军将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慰问。同年在重庆召集巴安籍同乡组织“东隆会”，团结西康青年，促进西康建设，自任会长。
1942年，他发动群众和学生，在巴塘龙王潭修建了“抗战建国纪念塔”。同年在康定和邦达家族合作成立康藏贸易公司，担任董事长和总经理，组织印度和康藏、四川的贸易活动，以经贸物资支援抗战。
岭光电（1913～1989），彝族土司，民国时期彝族的杰出人物，1933年入南京国民政府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十期，1936年任职重庆行营办公厅，同年参与“边民调查团”到凉山调查，长期从事边务工作和民族教育以及彝族文化调查与整理，1940年亲自率领近2000彝民修筑乐西公路。
阿卢什披，汉名“卢占鳌”，凉山雷波黑彝，毕业于成都国民党中央军校，在抗战民族运动中，着手组建“凉山彝民抗日兵团”，壮志未酬身先死。
唐梦吉，阆中回族，抗战初期奔赴陕北，在吴安堡“青训班”学习，1938年8月受组织派遣返回阆中，从事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后加入中共，组建“回民救国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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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川军中的少数民族将士
出川抗日的川军中有不少少数民族将士，仅第7战区23集团军21军145师433旅中，自少将旅长佟毅以下就有四川籍满、蒙族将校尉官近40人。
刘佛澄（1889～1959），四川成都人，蒙古族。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毕业，曾任川军第21军副官长，与刘湘为忘年之交，曾鼓动刘湘出川抗战：抗日救亡乃民族存亡之大计，当义不容辞，责无旁贷。
佟毅，字希湛，满族。1937年淞沪战局恶化中央军西撤之际，奉令率433旅推进至泗安阻挡日军进攻，与日军浴血奋战，予敌以重大杀伤，终因装备窳劣、兵力单薄，付出沉重代价。1937年11月下旬，师长饶国华殉国后，佟毅以“应战沉着，指挥有方”，被擢升为145师师长。在1939年的冬季攻势中，佟毅亲率6个步兵团与1个炮团与敌血战，指挥有方，处置果断，每每化险为夷，有“福将”之称。后升任50军中将军长，23集团军副总司令。
罗永庆，满族，145师中校工兵营长，在1939年的冬季攻势中为林遵布雷大队征集船只解决渡河工具，协助布雷大队完成布放漂雷腰击敌舰的任务。
白文波，满族，124师骡马连长，在固守徐州门户滕县之役中，弹穿双腿不下火线，以绑腿扎紧伤口坚持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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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德基，蒙古族，41军军部电台少校台长，随124师行动，通过电信联络，将为敌冲散的3个师合为一个旅，为部队有秩序的后撤作出了贡献。
何春林，羌族，军医，随部队撤退夜间休息时发现前面小屋中有敌1个班，他引导我军一个连将屋内日寇全数消灭。
扎西，巴塘藏族，国民党空军四大队四中队中尉飞行员。1938年初，日机侵犯南宁，扎西等驾机九架升空迎敌，将入侵的十余架敌机逐出了南宁空域。
蔡隶曾，回族，川军田颂尧部任连长。1938年随军出川，转战鲁、鄂、皖、鄂等省，屡立战功，擢升营长、团长。河北作战，身负重伤，伤愈归队。1943年在湖北老河（北）重创日军。后晋升41军军长。
蔡灵，小金藏族，1939年随邓锡侯第22集团军开赴抗日前线，转战于豫、鲁、皖、鄂战场。
（七）共产党军队中的四川少数民族将士
共产党军队中的少数民族将士多是红军长征经过四川时参加红军队伍而走上革命道路的。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四川籍彝、羌、藏、苗、土家、回等少数民族战士分别编入八路军115师、120师、119师，随军开赴抗日前线。单是到达陕北的彝族红军战士就有300多人奔赴山西、河北抗战前线。
马福寿（1915～1994），羌族，茂县三龙人，1935年参加红军。抗战时期在八路军129师386旅772团，跟随刘伯承、邓小平在太行山区坚持抗战，先后担任机枪班班长、排长、干训队长、警卫连长、指导员等职。1939年奉命在山西榆社县组建七县指挥部，任副指挥长、作战参谋，参加了百团大战、响堂铺战斗。1941年在安泽县金家山战斗中负伤致残，转业到山西武乡县工作。先后任财办秘书、县委办公室主任、副区长、区长、县农工部副部长、县委委员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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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1917～2008），原名木尔加·桑吉悦希，四土藏族（今属四川阿坝州马尔康），埃德加·斯诺誉其为“藏族革命的先驱者”。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进入中央党校少数民族班学习，1943年，被派往内蒙古伊克昭盟从事地下工作，先后出任太盛喜商店经理、阿克托旗保安队四营教官、西北局三边伊克昭盟区委书记、伊盟蒙汉支队三大队（蒙古抗日支队）教导员等职，出色完成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
杨东生（1918～1982），原名“协饶顿珠”，又名“东周”，金川藏族。1935年加入红33军，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延安中央党校少数民族班学习。1938年，调入华中新四军第四师六支队工作，担任青年干事兼二中队指导员，长期从事电台报务工作，曾任新四军四师二十六团电台台长，豫皖苏军区司令部二电台台长，在苏北、皖北坚持敌后抗日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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